“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罪恶的批判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
——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罪恶的批判
石一歌
一九一八年春天，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末尾，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声。一九三六年秋天，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写的一篇杂文《立此存照（七）》的末尾，又一次呼吁：“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事隔十八年，仍然不忘“救救孩子”，这突出表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始终把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当作自己的战斗职责。由于鲁迅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飞跃，这种对儿童的关怀又注进崭新的内容。
在旧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和培养本阶级的继承人，总是死死地控制着儿童教育领域，印制了大量反动的儿童读物，“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这些读物不仅装帧、插图、色彩等拙劣不堪，而且内容“昏话之多，令人发指”。儿童教育的这种腐败现象，引起鲁迅的高度警惕。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的鲁迅，深知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都要用本阶级的思想教育儿童，都要同对立的阶级争夺下一代。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孔孟之道。鲁迅清醒地看到他们正在用孔孟之道“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鲁迅不仅对此有着童年时代的切身体会，而且几十年来，积累了儿童教育领域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为了同地主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种种罪恶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鲁迅通过童年时代阅读《二十四孝图》的回忆，无情地撕开了儒家“以孝治天下”的假面具。《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向儿童宣扬“孝道”的启蒙教材。其中的“郭巨埋儿”和“老莱娱亲”两则故事最能说明所谓“孝”的残酷性和虚伪性。鲁迅针对那些拚命劝“孝”的反动阶级辛辣地讽刺道：“整饬伦纪的文电是常有的，却很少见绅士赤条条地躺在冰上面，将军跳下汽车去负米”。既然自己做不到，为什么拚命劝别人去做呢？因为“孝慈，则忠”，如果儿童从小在家尽“孝”，长大之后，就不会“犯上”“作乱”，而为统治阶级尽“忠”，就会象郭巨的儿子那样毫无反抗。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鲁迅的观点非常明确：儿童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决定于后天的教育。但是，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给初上学的孩子灌输的却是“人之初，性本善”之类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鲁迅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写道：“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宣扬这种反动谬论的《三字经》、《神童诗》等等，后来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奉若至宝，“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龙文鞭影》、《幼学琼林》里的“模范故事”。反动派之所以继续抛出这些破烂货，就是向儿童们鼓吹孔孟之徒司马光之流是天生的“善”，天生的“聪明”，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你要想做“上智”吗？《神童诗》就告诉你：“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广大儿童如果中了这种思想的毒，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去，服服帖帖地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
鲁迅以唯物论驳斥了那种认为“融四岁，能让梨”，或为了一点食物而打起来都是出于儿童“天性”的胡说。鲁迅认为，“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所以孔孟之徒鼓吹“生而知之”，完全歪曲了人的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对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无耻污蔑。孔孟之徒妄图通过这种污蔑，使劳动人民永远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鲁迅满腔热情地赞扬贫苦的工农子女：“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和智慧。你们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一样有智慧。你们能下决心，能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鲁迅的热情鼓励，是对反动统治阶级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有力的批判。
“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对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奴化教育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自从孔老二被带上“至圣先师”的头衔以来，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以至私塾的冬烘先生，都在儿童面前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当我们读着《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些散文时，就会看到一幅幅揭露封建教育怎样窒息儿童身心健康的生动图画。儿童的成长既然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那么象这种“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只管用孔孟之道“象填鸭似的来硬塞学生”的封建教育，究竟将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的一种人呢？鲁迅认为，这只能把孩子培养成“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奴才和傀儡。这样的人，长大之后，怎么能够担负起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重任呢？鲁迅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主张从儿童时代起就应培养革命造反精神。儿童首先要有同父母或老师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勇气。“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如果不符合客观真理，甚至是孔孟之道的反动谬论，那么孩子们就要起来造反。只有从小就培养起独立思考、敢于造反的勇气，长大之后才能接过革命重担，勇猛地向旧世界宣战。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全盘继承封建奴化教育的衣钵，而且还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居心叵测地向儿童们大讲特讲武训行乞办“义学”的故事。鲁迅对这种无耻的宣传非常气愤，对反动派的恶毒用心洞若观火。他尖锐地向武训的吹鼓手提出了斥问：“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武训是一个狂热宣传封建文化而向封建统治阶级卑躬屈膝的奴才。他的所谓“兴办义学”，无非是为了用孔孟之道毒害更多的儿童，以扩大奴才的队伍。国民党反动派抬出武训的亡灵大肆鼓噪，无非是诱使孩子们走武训的道路，俯首帖耳地做反动派的驯服工具。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这时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已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了。这是鲁迅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向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政策发起的猛烈抨击。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内疯狂反共反人民，对外顽固奉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主义”。在这民族危机深重的关头，对儿童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卖国主义教育，是一场抗日还是投降的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蒋介石统治集团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卖国的政治路线出发，竭力向儿童灌输卖国主义思想。因为孔孟之道就是卖国之道，所以他们又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什么祭孔，谈“礼”，劝“孝”等等花招统统搬了出来。鲁迅看透他们“实在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玩艺来，不过中小学生，跟着他们兜圈子，却令人觉得可怜得很”。为了把广大少年儿童引向抗日爱国的正确道路，鲁迅同投降卖国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党官定的小学《经训读本》第一课就是《孝经·开宗明义章》，胡诌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鲁迅问得好：“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这一问，问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借劝“孝”来诱骗儿童跟他们一道投降卖国的真面目。因为尽“孝”是连“发肤”都不准“毁伤”的，那怎么能去抗日，“为国捐躯”呢？要尽“孝”，岂不只有投降卖国一条路了吗？更有甚者，在当时一份“儿童专刊”上，竟然有人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侵略者应“罪加一等”。鲁迅立即抱病写文章，直斥此文作者根本不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讲的简直不是“人话”，“真畜类也”。指出这是明目张胆地用孔老二“泛爱众”的谎言蛊惑儿童去“爱”敌人，用“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奴才哲学欺骗儿童充当帝国主义奴才。这当然特别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愤怒。
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拚命的劝孝”？为什么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为什么鼓吹“师道尊严”，贩卖奴才哲学？为什么实施卖国主义教育？鲁迅用一句话戳穿了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全部秘密：“任儿孙作马牛——既作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马牛，又作帝国主义的马牛。”
恩格斯在批判宗教对英国国民教育所起的毒害作用时说：“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用的不是西方宗教，而是中国特有的“孔教”。
鲁迅认为应该“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这个总结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在儿童教育领域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高度重视这场斗争，坚决把新的一代从孔孟之道的熏陶下争夺过来。鲁迅对孔孟之道毒害儿童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地把这当作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着弥漫在儿童教育领域里的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鲁迅向革命的人们提出了战斗的任务：“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
鲁迅还指出，在“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的同时，还必须代之以新的作品。因为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孩子们哪有受教育的机会呢？所以鲁迅特别强调，“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这项工作当时虽然很少为人重视，但是鲁迅自己却在战斗极为紧张的时刻，克服重重困难，为儿童翻译了许多外国进步的童话。然而，即使这些童话也遭到了敌人的禁止。由此可见，鲁迅进行的这场斗争是多么的艰苦。
争夺儿童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今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哺育下，亿万少年儿童正茁壮成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刘少奇、林彪散布的“人性论”，“读书做官论”，“驯服工具论”，“天才论”等等，这些与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的，在少年儿童教育领域流毒也很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对这些反动谬论曾经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些反动货色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阶级敌人还会不断变换方式同我们争夺下一代。当前，资产阶级特别热心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灌输种种腐朽反动的东西。对于这些政治上的教唆犯，我们要彻底揭露，狠狠打击！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打掉刘少奇、林彪之流所施放的“毒害小儿”的孔孟之道“药饵”。我们要在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自觉性，促进革命的少年儿童文艺的发展，给孩子们创作更多更好的革命文艺作品，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