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领导上的两种作风两种结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生产领导上的两种作风两种结果
仲蕴　陶克　远亮
一九四九年陕北甘泉和米脂两县生产领导上的两种不同的领导作风，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米脂县领导干部由于存在着漠视生产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使该县战后生产的恢复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去年一年内该县领导机关曾发了七次生产指示，但并未进行任何检查和总结。夏秋间，群众缺乏食粮、种籽，又加旱灾、虫灾，特别是疾病流行，全县有一万余病人，严重地妨碍着生产。可是县的领导机关仍未引起注意，只照例的发了一个简单的生产指示，并没有积极想办法去解除群众的疾病威胁。结果因没有很好的组织变工互助，调剂劳力，致使已着苗的秋禾，荒芜了一万二千六百亩。该县民权、龙镇两区直到去年年底，还荒芜着五万余亩熟地（几近该两区原耕地面积三分之一）。在去年夏征中，发生了违犯政策的现象，如民权区区乡干部，不从发展生产的基本观点出发，将七乡一个行政村数石公粮的三分之二，加在孙家渠十几户变工队员的身上，引起了该队队员的普遍不满，生产情绪低落。
造成上述严重情形主要由于该县领导机关对于行署的生产指示和对该县领导生产不力的批评既不研究，又不检讨，仅经县长签一“知”后，就挂在墙上。陕北农业处干部与陕北群众日报记者反映米脂领导干部对领导生产普遍存在着错误观点。他们把生产领导看成“软任务”，认为生产任务可伸可缩，时间可快可慢，群众自己会干，而将其他土地登记、评定通常产量等，看成“硬任务”，到时候非完成不可。因而本末倒置的将最基本的生产领导问题，依附了忙忙乱乱的其他工作。
甘泉县去年也发生了严重的旱、虫等灾和疾病流行，群众普遍缺乏粮食种籽，但因该县领导干部重视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因此，该县成为陕北医治战争创伤最快的一个县份。
首先，该县领导机关确定一九四九年的中心工作为在一九四八年生产救灾的基础上，逐步恢复与发展农业、副业生产；其他工作则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进行。
当春耕开始时，县级领导就选定一九四四年大生产运动中，群众基础较好的四区四乡作为据点，并派遣县府四科长丁目生直接领导群众生产以创造经验推动全盘。丁目生到达该乡后，首先召开了乡、村干部、党员会议，联系救灾等反复说明领导生产的重要和领导方法，并和群众商量订出具体生产计划，有意识的培养梁秀英所领导的变工队，使他成为合作互助的生产模范。在梁秀英的带头下，六个变工队员春季开荒四十二亩。在春耕中梁秀英拿出自己的三把锄头调剂给缺工具的农户，并用义仓粮解决了四家贫苦户的食粮困难，从而推进了全乡的低利借贷，共调剂出细粮十二石八斗，农具二十五件，使全乡生产顺利进展。在夏耘后，该变工组并赴廊县赶麦场二十多天，赚麦子三石一斗七升，使生产工作获得显著成绩。为教育全乡群众，李白生利用庙会，奖励了梁秀英变工队，推动了群众间互助合作的热潮，保证了全乡一万二千余亩秋禾夏季锄草两次。
该县领导机关吸取了对梁秀英变工队领导的经验，并学会了创造与推广重点领导的方法，和坚持了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的传递经验的巡视制度，因此，便经常分派县上主要干部深入各乡帮助村乡干部领导生产，注意创造经验。该县中共县委书记和县长也经常轮流下乡，侧重组织经验交流。去年一年内，全县百分之八十七的干部，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共有七个多月，县上专派干部至各区传播领导经验共六次，此外还发出了三次通报，指导区乡干部进行生产领导工作。
由于他们脚踏实地的进行巡视检查，所以能及时的解决农村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春耕中三区一乡油房村有二十八个劳力，区政府没有加以组织，县级干部发现后，立即进行纠正，并帮助建立了变工队，这样合作互助的结果，不仅种完了全村原有熟地，而且开荒地二百三十余亩；并推动成立了四乡八个儿童的变工队，在儿童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配合春耕参加辅助劳动，共掏谷槎三百余亩，夏耘中锄草二百五十亩。夏天群众抢种秋禾时，二区一乡的工作组发现杨坂村等地有五十余人患吐黄水病，干部即亲赴慰问，县府也立即抽派医生前往救治，扑灭了病患，保证了生产工作的进行。在秋收的紧张季节里，该县巡视员发现劳山村群众普遍有起床很迟的散漫现象，村、乡干部说：“这是老百性的习惯。”巡视员一方面指出其放任自流的错误态度，一方面以身作则，连续三天早晨挨门逐户亲自督促，对群众进行教育，使劳山村的秋收运动热烈展开。
此外，该县并进行安置移难民、照顾烈、军、工属生产等工作。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内，从一九四八年已恢复原耕地面积百分之八十五的基础上，全部恢复了战前耕地十六万亩，牲畜恢复并超过战前数目三百三十头（战前为六千七百五十九头），每人平均农业收获量，由一九四八年的七斗八升，提高至一石二斗，接近了战前每人平均一石三斗的最高收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