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天灾是人祸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工农兵论坛

不是天灾是人祸
山东省莱阳县城厢公社南关大队
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公社下丁家大队贫下中农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农业形势很是不妙，一是农业生产十年竟有六年减产；二是一再到国际市场抢购粮食，其数量之多，谁也比不上。正象我国解放前流传的一句俗话所说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苏修头目对于连年歉收之后，今年小麦又来了个歉收，感到很不光彩。于是撒谎骗人，编造了粮食减产的种种所谓“原因”，为自己粉饰和洗刷。
一个主要借口是：天气给农业带来了“困难和预想不到的问题”。说什么苏联“气候条件相当复杂”，怨“老天爷”不帮忙。真是“黄鼠狼偏咬病鸭子”，似乎老天偏偏让日子难过的苏联农业减了产。
谁都知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跟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相比，苏联气候条件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要说气候，也是够复杂的了。一九三八年苏联东部和东南部各区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但这一年，苏联还是获得了较好的收成，同沙皇时代粮食产量较高的一九一三年相比，作物增产百分之十八点六，棉花增产百分之二百六十三点五，亚麻增产百分之六十五点五。为什么同是一个国家，同是一块土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大灾之年获得较好收成，而到了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之后，遇到点小小灾害就大歉收呢？苏修头目用气候条件的复杂来进行辩解，显然是经不起一驳的。
拿我们国家来讲，农业连续十三年丰收，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夏粮作物又获丰收。我们下丁家大队和南关大队的情况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越来越好。南关大队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是六百五十八斤，一九七四年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一斤，十年间单产增长了近一千斤。一九六五年全大队小麦亩产四百五十五斤，今年小麦闯过了千斤关，达到一千一百一十斤，小麦亩产量十年增长了近二倍。跟解放前相比，那变化更是翻天覆地。解放前，下丁家大队最好年景粮食亩产也不过二百斤左右。解放后，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一九七四年虽然遇到了大的自然灾害，仍然夺得了历史上第二个大丰收年，亩产达到一千三百七十斤，比解放前增加了六倍多。是“老天爷”特别照应我们吗？不是。人们常说“风调雨顺”，实际上“风不调，雨不顺”是常有的事。拿我们这两个大队讲，不是旱，就是涝，不是风，就是雹，灾害年年有。但是由于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坚持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改变生产条件，大大增强了抗灾能力。现在，下丁家大队百分之八十的耕地成了稳产高产田。今年的小麦尽管遇到五个多月的大旱，但天旱地不旱，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豪迈地提出，“天大旱，人大干”，斗天斗得天低头，斗地斗得地高产。把今年这个历史上最旱的一年，变成了历史上小麦产量最高的一年。
“奇迹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工人和农民创造出来的”。（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会会议上的演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才能迸发出来，产生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是种地，处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干劲不一样。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解放前，贫下中农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为地主、富农当牛做马，汗流在地主、富农的田里，粮食堆在地主、富农的仓里，累断腰筋干一年，自己仍然过着“食不充饥，衣不遮体”的苦难生活。在那时，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劳动的积极性，也根本不可能跟大自然作斗争。在那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下，无灾也有灾，小灾变大灾。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为革命种田，因而有估不透的力量，用不完的干劲，敢于跟“老天爷”较量，使大灾变小灾，小灾变无灾。
在苏联，资本主义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在上层建筑领域还是在经济基础方面，都已经全面复辟。这给苏联劳动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遇到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灾上加灾。苏修在农业方面象在其它各方面一样，“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所谓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被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富农所占有，广大苏联劳动农民已沦为雇工。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富农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广大苏联农民完全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大批外流，走南闯北，各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来的农民，也是消极怠工。有些农庄的出工人数往往不到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五。苏修反动、腐朽的生产关系，象一条绳索一样，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二十年来，苏联的农田基本建设，停滞不前，至今仅有百分之二的水浇田，真是可怜得很。所以，苏联农业危机重重，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不是由于天灾，而是由于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