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和程朱理学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水浒》和程朱理学
　　梁效
《水浒》这部书，专讲对反动派造反无理，投降有理。它打出的旗号叫做“替天行道”，或名之曰“忠义”。“《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和“天道”，正是孔孟之道、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基本观念。反动腐朽的程朱理学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到宋代，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农民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向地主阶级所有制和封建的纲常名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农民起义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面对这种局面，地主阶级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加紧了思想上的反革命进攻。反动思想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适应这种需要，继承儒家的反动路线，对孔孟之道作了一番加工，建立起了程朱理学。它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广为流行，无孔不入，文艺也成了宣扬这种反动思想的重要工具。分析《水浒》全书的主要倾向，可以看出它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说教。
用“替天行道”宣扬程朱理学的“天理”
《水浒》作者用程朱理学论证投降有理，在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纲领“替天行道”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小说在宋江即将篡夺梁山领导权的重要时刻，安排他到“还道村”接受天命，领取九天玄女“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到一百零八人大聚义的关键时刻，小说又一次让“替天行道”四个字从天而降，成了梁山的旗帜，使宋江的投降路线“名正言顺”地占居了统治地位。这个“替天行道”的含义，小说借玄女之口，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宋江按照“天”的意志推行封建纲常之道；做梁山首领要对皇帝尽忠，做大宋臣民要为封建国家卖命，使农民从革命造反的“邪路”回到安分守己的“正道”。这一套说教正是程朱理学的内容，也是《水浒》用理学的反动思想宣扬投降，搞修正主义的一个绝好的概括。
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同宗教一样，都是用神权，用唯心论来为反动阶级的统治服务，给它加上一道道灵光，借以恐吓和愚弄人民。孔丘就大搞“天命论”，鼓吹“畏天命”，以达其让人民“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服从反动统治的目的。程朱理学继承着这一衣钵，对“天命论”作了加工，提出了所谓“天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宣扬“天理”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和本原。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精神性的“理”是造物主，是最高的、永恒的、绝对的存在，而物质世界倒成了派生的东西。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捏造。朱熹说：“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天命即是天理。”可见，理学所谓“天理”，正是上帝的别名，同儒家历来宣扬的“天命”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反动阶级用来吓人骗人的精神武器。但是，程朱强调“天命”就是“天理”，而“天理”就是三纲五常，这样就不仅能用“天”来吓人，而且突出了“理”即封建纲常管束人们思想行动的作用，比起赤裸裸地讲上帝和“天命”就更加毒辣了。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这就道破了理学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强化封建纲常的反动作用。
“替天行道”的纲领，渗透着程朱理学的反动“天理”论。这个“道”字，正是理学所谓的“天理”或“天道”。小说第十回卷头诗曰：“天理昭昭不可诬”，说明了作者对“天理”的态度。他认为“天理”至高无上，彰明昭著，是万万违背不得的。违背了就一定要遭到天罚，那时“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作者在全书中按照程朱理学的观点，把三纲五常作为“天理”和一切言行的绝对标准。第五十三回就宣扬“替天行道”是“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可见《水浒》要行的“道”，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王道之三纲”。
《水浒》里着力颂扬的宋江，“幼读经书明礼义”，“行道合天呼保义”，正是一个按照程朱理学塑造的封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朱熹为了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甚至说什么虎狼也有父子之仁，蜂蚁也有君臣之义，鬼话连篇。在他们看来，草木禽兽也有“天理”，何况于人？所以“纲常万年，磨灭不得。”《水浒》作者塑造的宋江同朱熹一样，为了宣扬封建纲常，连天上的群雁也不放过，说它们“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宋江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奉为“天理”，因此，他攻击农民革命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还不如死了好；因此，他一旦上山就要“替天行道”，推行投降路线。
追本溯源，宋江搞投降，受招安，修正农民起义路线，其理论根据盖出于程朱理学的“天理”论。人们早已指出理学“以理杀人”，《水浒》也是以“理”扼杀农民革命的。
用“忠义双全”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
《水浒》在按照理学把封建纲常说成是“天理”的时候，突出强调了“忠义”二字，把它作为“替天行道”的基本内容。在第七十一回作者有意安排的那块石碣上，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便是“忠义双全”。小说把“忠义”当作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把三纲之首的忠抬到“天道”这个吓人的高度加以鼓吹，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需要。
小说极力把宋江刻画成“忠义双全”的典型，恰好暴露了作者是在塑造一个程朱理学的信徒、农民革命的叛徒。这个宋江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立刻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一改，就变了路线，搞了修正主义。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和封建朝廷的压迫和剥削，往往以“聚义”的形式，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东溪村晁盖七人小聚义，是为了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梁山农民大聚义，本来也是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种“聚义”，是以反封建的造反思想为基础的，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忠义”思想根本对立。但是《水浒》的作者却有意把这两者混淆在一起，抹煞它们的阶级内容和对立。晁盖一死，宋江就公开亮出“忠义”旗号，用地主阶级的程朱理学代替了农民的革命思想，要人们跟着他一起去“忠君”投降，作封建朝廷的奴才。谁要是不愿意，他就立即挥舞起“忠义”大棒，斥之为“割绝大义”。菊花会上要砍李逵的头，陈桥驿边逼小校自缢而死，都是以“怕坏了忠义二字”作为法宝。这个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思想武器，被宋江用于梁山之中，就成了投降派打击和破坏农民起义的凶恶的专制工具。
搞修正主义的总有些骗人的手法。为了美化“忠”字，用地主阶级的“忠义”观念篡改农民阶级的“聚义”思想，《水浒》用所谓“忠”与“奸”的对立，精心安排了一场场矛盾斗争。它从描写高俅怎样爬上去无恶不作，迫害一些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开始，让读者一上手就对所谓“忠良”寄予深切的同情，而把仇恨只集中于那些“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臣”身上。对于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农民起义军是可以利用它来分化瓦解敌人的。但是这种利用只能服从于农民阶级反对整个封建统治的目的，而绝不能因此把农民的造反斗争变成地主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工具。《水浒》的作者不去揭示农民起义反封建的阶级实质，不去歌颂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不去批判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而是竭力用骂奸臣赞“忠良”的手法，故意抹煞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要人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借以保护整个封建制度，让农民永作皇帝的“忠臣”和“良民”。
朱熹说过：“古之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他也用攻击“奸臣”的手法来维护整个封建制度，说“蔡京者，天下之至不忠者也”，似乎只要去掉这类奸臣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水浒》的手法，正是袭用了程朱理学的儒家老套子。
《水浒》突出“忠义”不是偶然的。宋元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需要，把“忠义”提到特别重要的地位。例如，宋王朝对于那些农民军中的叛徒，常常给予“忠训郎”和“保义郎”之类的封号，以资奖赏。因此，程朱理学在鼓吹封建纲常是所谓“天理”的时候，大力鼓吹忠义。程颐强调“忠者天理”，朱熹则要求从思想上强化这个“忠”字，提出“尽己之谓忠”，并说：“尽己只是尽自己之心，不要有一毫不尽”。同时他还要求在言行上按“忠”这个绝对的标准办事，说这才叫做“义”。“义者天理之所宜”、“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水浒》里着力歌颂的宋江，正是这种理学“忠义”观的化身。宋江念念不忘“忠君报国”，直到最后服御酒中毒，仍说要为“忠义”而死，为了怕李逵造反坏了他“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亲手害死李逵。这里，作者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决定性的点题话：“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小说用宋江的言行，形象地宣扬了朱熹“尽己”的“忠义”理论。“宋公明神聚蓼儿洼”，是作者宣扬理学“尽忠”思想的典型一幕，是作者宣扬宁死也要当奴才这种反动思想的得意之笔。真是何其毒也！
用“去邪归正”鼓吹投降派的哲学
《水浒》把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诬之为“邪”，把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誉之为“正”，鼓吹“去邪归正”才是农民起义的“正果”。从政治上说，它是投降路线的集中反映，从思想上说，这正是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反动哲学的再现。
“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口号，不过是用哲学语言说出了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政治需要。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他把一切违反“天理”即三纲五常的思想言行，统统斥之为“人欲”，劳动人民任何超出地主阶级所给予的物质生活以外的要求，都应加以消灭。这个口号集中表现了反动地主阶级的愿望，表达了程朱理学的反动目的。因此，朱熹声称：“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责其不正，而复于正”。十分清楚，这种理论的矛头是指向广大被压迫人民，特别是针对广大农民起来“等贵贱，均贫富”的伟大斗争的。用维护“神圣”的“天理”为名维护封建统治，用斥责“卑贱”的“人欲”为名消灭农民的造反思想，使之安分守己，“去邪归正”，就是这一口号的反动实质。
《水浒》对于投降路线全过程的描写，正体现了理学所谓天理人欲之辨。第五十四回中，罗真人叫公孙胜协助宋江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摇动”，讲的就是这一套。作者对农民革命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把他们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要求，描绘成“人欲”横流，说他们追求“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只图“富贵享乐”。尤其是把革命农民“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思想和暴力行为，恶毒污蔑为“杀人放火恣行凶”。而对投降派头子宋江，则用尽了美言美语把他刻画成一个“存天理”的楷模。作者把革命造反说成“人欲”，把投降说成“天理”的种种描写，都是为了让投降路线取得胜利。宋江带领梁山全伙接受招安，这就是鼓吹“天理”终于战胜了“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了。所以，作者欣喜若狂地把宋江出卖农民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时刻，作为盛大节日来描绘，把这样卑鄙的行为，称为“重见天日之光”，浓墨重彩加以渲染。通过这样的描写，《水浒》完全充当了程朱理学的传声筒。
为了鼓吹“去邪归正”，程朱理学还在孟轲“性善论”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地主阶级“人性论”，作为对革命农民实行挖心战的工具。这就是所谓“道心”、“人心”之说。程朱宣扬人们心中本来都有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称为“道心”，它是“天理”所赋予人的，不过往往为物欲所蒙蔽而难以显示出来。由于人有形体，有物质的需要和欲望，人们又有“人心”。“道心”和“人心”这两个方面彼此斗争，如果“人心”不受“道心”主宰，就会使人离开封建纲常名教，违反“天理”，“人欲”泛滥起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为了实现“存天理，灭人欲”，人们必须使“人心”时刻处于“道心”管制之下，这样，方能使“人心”由危而安，“道心”由隐而显，一切思想言行自然符合“天理”，一切邪念自然归于消灭。很清楚，这正是一套十足的唯心主义修养经，是反动派妄图从思想上扑灭革命的说教。
《水浒》的作者就是用这种学说来精心塑造宋江的。宋江本来就是一个孔孟之徒，但在上山之际，“九天玄女”仍不十分放心，因此在面授反革命任务的同时，又叮咛他：因你“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所以还要“暂罚下方”，你“切不可分毫失忘”，便可重登天堂，否则就会下地狱！从此，宋江按照“一念不差方合义，寸心无愧可通天”的修养经办事，更加卖力。他日日夜夜不忘“忠义”，口口声声不离“替天行道”，不仅自己以“道行”战胜“魔心”，而且用自己的“道心”统率梁山全伙的“人心”。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表现了宋江投降路线得逞的过程，终于受了招安，成了“正果”。
由此可以看出，反动统治者鼓吹的唯心主义人性论，是多么毒辣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把这种理学的毒种传播到农民起义队伍之中，让他们自己用地主阶级的“天理”来否定自己的造反行动，走“去邪归正”之路，比起地主阶级动用刀枪剑戟镇压，岂不是对地主阶级更有利吗？这就是《水浒》作者的意图。
但是，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纵然再精巧，也阻挡不住历史的前进。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和斗争。竭力鼓吹程朱理学的封建王朝，一个个都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明朝地主阶级宣扬《水浒》，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推行招安策略，妄图维护封建统治，也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水浒》以文艺形式宣扬程朱理学，潜移默化地毒害人们，妄图使人成为封建纲常名教的奴隶。这件事告诉我们，从孔孟到程朱的儒家反动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是地主阶级向革命农民鼓吹阶级投降的思想武器，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搞投降叛变的理论支柱。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也把它奉为至宝，作为他们投降卖国的依据。我们要总结这种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革命与投降的原则界限，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修防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