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生辉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大地生辉
历史上以穷山恶水贫困落后著称的河南省辉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一跃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县。
记者最近去辉县访问，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崭新的图画：山坡上，支离破碎的小片耕地变成了层层梯田；河滩里，几十里长的乱石沟中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星罗棋布的水库、绕山盘旋的渠水，加上截流坝、飞水桥，组成了巨大的山区灌溉网；深沟峡谷间飞架起长虹般的石桥；蜿蜒的公路不但伸展在群山之间，而且穿透群山，让行人车辆就在山肚子里行走。连花岗岩的石头山也变了模样：人们硬是在上面点炮炸坑，垫土植树，让它长出郁郁葱葱的林木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辉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扩大耕地面积三万多亩，新辟山区公路三百七十公里，新建中小水库三十三座，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厂、水泥厂、炸药厂、机械厂等县、社工业也办了起来。全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在遭受干旱的情况下，粮食平均亩产等于一九六五年的二点四倍；今年夏收小麦亩产一季过“黄河”，总产比一九六五年全年粮食总产还多百分之五十以上。
辉县人民在乘胜前进。现在来到辉县各地访问，到处可以听到轰隆轰隆的爆破声，丁丁当当的敲石声，就象一曲雄壮的建设太行山的交响乐。眼看这广阔的建设规模，使人们不由得打心眼里迸出一句赞扬的话来：辉县人民干得好！
一
革命老根据地辉县的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经浴血战斗过；全国解放以后，他们辛勤劳动，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辉县作出了贡献。但是，辉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间，面貌的变化远没有达到全县人民的期望。
文化大革命中，辉县人民深入批判了原县委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他们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在太行山区，大寨闯出了大寨路，林县建成了红旗渠，为什么辉县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一九六七年寒冬，瑞雪纷飞，辉县革委会成立了，原县委的大部分领导成员，被群众推选参加了新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人们敲锣打鼓，热烈欢庆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辉县革委会“一班人”，感到肩上的担子加重了。他们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在县革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大家精神焕发地作出了一个加强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决议，决心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带领全县群众走大寨的道路。
在“雪封太行行路难”的季节，县革委会的常委们背着背包进山了。他们越过“掉头岭”、“擦耳站”，爬过“阎王鼻”，不顾山高路险，走一路，劳动一路，访问一路，亲自体验到了山区由于路难、水难给生产带来的困难和给群众生活带来的不便，感受到了群众迫切要求跟穷山恶水开战的愿望。
太行深处的南寨公社营寺沟大队，历来被人认为是“鸡蛋壳里发面——没啥发头”的穷地方。这里有位三代扛长工出身的老汉元家清，二十年坚持在深山沟里造地，硬是把一沟石头变成了一沟庄稼。老汉患病临终前不顾人们的阻拦，挣扎着下坡，蹲在地边砌石头，把生命的最后时刻献给了集体。他的遗言是：“地没修完，树没栽全，你们要听党的话，接着干！”这位辉县新愚公用遗下的几十块山坡地向前来调查的县领导干部上了一课。大家感慨地说：过去县里在山区的工作主要是忙着发粮给款，每到旱季还给群众送水，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对群众的最大关怀，应当是用党的基本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大干社会主义，彻底改变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
县领导干部来到群众之中，和劳动人民有了共同的实践，就有了共同的体会、共同的思想感情。他们和群众心想到一处，话说到一块，山区群众奔走相告：“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大家一起回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生活。许多干部激动地说：
“山河本是烈士鲜血换，我们活着没改变，不干不斗混日月，不能算个好党员。”表示要发扬当年的革命精神，为人民立新功，把被修正主义路线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这样，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世界观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壮志树立起来了。县革委会制订了一个宏伟的改变辉县面貌的蓝图。他们组织起千军万马，对全县的山水村田进行综合治理。经过几年奋战，辉县群众打通了太行群峰。公路和水渠齐头并进，桥梁和渡槽同时架起，路通渠成，渠成水行，高压电线也翻山过沟，把电力送到了山村。历史上闭塞贫困的辉县山区，实现了路通、水通、电通，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
记者在辉县采访，很难在办公室里找到干部，他们绝大多数都到基层蹲点调查，参加劳动去了。辉县的同志把这叫做“彻底铲除旧官府的痕迹”。近七年来，县委机关经常只留十来个人联合处理上下左右的日常工作。
这种革命新风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县委的同志给记者讲了个故事：县革委会成立后不久，有一位贫农老大娘捡到一头猪，特意赶到县城要求公安局协助找失主，但她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属公安局的工作范围。老大娘去找广播站，回答是这跟他们的业务无关……。
县革委会知道这件事后很震动，他们立刻召集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开会，就请这位老大娘用她来县城后的经历，向大家上了一堂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课。
类似的一些事，使县革委会成员深思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不同于旧官府，人民干部不同于旧官吏，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为劳动人民服务。他们决心对政权机构实行改革，使它能够更好地联系群众。于是，县级机构精简了，大批干部下放到了基层；留在机关里的干部一律实行“三三制”，每年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调查研究，参加劳动，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许多会议都搬到山村和工地去开。
作风的转变，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它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但也遭到少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的反对。有人说，干部办公，社员种地，从来如此，不能乱套。
县革委会就组织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导，指出：当了干部掌了权，是高高在上坐机关还是深入基层带头干？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人民的勤务员？这是对我们能否继续革命的一个严峻考验。
县委第一书记郑永和，在这场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用实际行动为大家作出了榜样。他身穿补丁衣，脚登打掌鞋，下乡时带着劳动工具，沿途为群众挑担、拉车、嫁接果树。辉县群众到处传诵着他带领干部考石匠的故事：陈家院水库是辉县兴建的第一个中型水库。由于工地缺少石匠，锻石备料工作进展缓慢，工地指挥部打电话给县里催派石匠。郑永和没有找来石匠，却带着一批县委委员上了工地。他召集指挥员们开会说：“有太行山，就有石匠。革命需要干啥咱们就学会干啥，这才是自觉革命。”他建议请石匠来当师傅，专为干部们举办一期石匠学习班。他们白天打石头，晚上读《愚公移山》，学了二十多天，就在太行山上当众进行考试，项目是石工中难度较大的“打锲眼”，要求二十分钟完成。这天，许多民工和社员都赶来观看，当“监考官”。考试结果，二十多名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只有两人不合格。郑永和考了第三名。
领导干部在太行山上考石匠的消息传到各地，群众学石匠的浪潮涌遍全县。人们说：“生在太行山，不敢斗石头，不是愚公是智叟。”全县的石匠从原来的三千人很快激增到四万人。许多民工拿起铁锤自豪地说：“俺是在陈家院学的手艺，跟县里、社里的领导是师兄师弟。”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战。领导作风的转变，带动全县很快掀起了一个千军万马战太行的高潮。
几年来，辉县县委的同志一直坚持参加劳动，而且总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争最苦最累的活干。郑永和跟县委第二书记王合保、县委书记李灿等，经常冒着风雪严寒，拉车给水库工地运水泥，给山区群众运烧煤。劈山建公路时，县委副书记张明信腰系绳索，吊在半空，在悬崖绝壁上和民工一起抡锤打钎；深翻土地时，县委领导跟群众一样，每人每天翻三分地。有一次，县委副书记刘怀松外出开会回来迟了，仍提上灯笼连夜去翻，完成了当天的任务。轮流下到基层的干部要参加劳动，留在机关里照顾面上工作的干部也要抽时间参加劳动；不仅规定了劳动天数，还规定了劳动的定额。这就建立起了“当官不象官，大家同心干”的新型干群关系。
一九七一年，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刮起了一股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妖风，有人诬蔑辉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脱轨转向”，“盲动主义”。在这一压力下，有的干部悄悄地把劳动工具收起来了。辉县县委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干部认真看书学习，从毛主席著作中汲取力量。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真革命，假革命，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作鉴定”，坚决顶着这股歪风干，组织起全体县委委员和各公社党委书记等二百多人，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洪州城”，办起了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班，一面读书，一面造地。
“洪州城”是几条山洪汇流的地方，千百年来乱石滚滚，荒无人烟，面积达十多万亩，就象一片小戈壁。干部们挥动锄头、钢钎，在这里起石垒岸，修路筑渠，运土垫地，造出六百多亩良田。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们也组成一队队人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城关公社党委书记王绍义带领一千五百名社员来到荒滩上挖地窑，用玉米秸盖顶，把公社的招牌也扛来挂到了新建的窝棚门口；梁村公社郭村大队六十多岁的党支部书记岳仁带领社员组成远征队，新年春节也不回家，沉睡千年的荒滩上一时窝棚林立。当记者到“洪州城”访问的时候，只见这片石海中已经屹立起一排排石砌的楼房，建立起了新城关、新梁村、新郭村等一个个新村；一万五千亩绿油油的庄稼，纵横成行的防风林带，在乱石丛中显得分外生气勃勃。县委领导和各级干部，就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排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
三
农业学大寨运动改变了辉县的山河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一大批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在党的教育下，在两条道路的激烈搏斗中，逐步成长起来。
辉县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通过各种方式紧紧抓住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几年来，他们派出一大批干部到一百多个后进大队蹲点，一个村一个村地落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他们向干部、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抓住当地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和一些资本主义倾向的事例，教育农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干社会主义。这一斗争，辉县一直没有停顿过。“堵死资本主义路，迈开社会主义步”，今天已成为全县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
辉县人民过去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天，他们更注意发扬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每年冬天，县委都要组织青年干部、教师和学生去“爬爬太行山，学学老八路”。他们白天和社员一起斗山头，夜晚共同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艰苦大锻炼，传统大教育，山区大调查”。新成立了汽车队，县委就让那些刚从各个建设工地调来担任司机的男女青年们，拉着架子车或者挑着担子，翻山越岭给山区群众送煤，使他们掌握了汽车的方向盘，不忘山区行路的艰难，不忘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筹建县化肥厂时，县委的一名常委带领一百三十名青年工人到蓟县学习。他们请了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两位老贫农同去当顾问，带着七八包谷糠和十来包红薯叶上路。到了那里，他们不买细粮买粗粮，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大地铺。逢到工厂休息就帮附近社员干活。回县时为了节省一笔乘汽车的路费，大家又步行一百八十里赶到火车站。他们就依靠这种革命精神办厂，使辉县化肥厂成为全国小化肥的先进单位。
辉县县委的同志常说，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办不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也培养不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代新农民。工地是战场，工地也是大课堂。在辉县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全年有九万多人的专业队，过着战斗的集体生活，常年南征北战，专打硬仗。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精神面貌起了巨大变化。许多农民说，从家门口来到工地，仿佛从山沟里来到峰顶，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过去只看到自家周围的一片小天地，现在树立起全局观念，心里装的是集体和国家的利益。
治山治水专业队几年来搞了许多大工程。县委严格执行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同时又注意教育群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社会主义协作，帮助农民突破小农经济所形成的狭隘眼界。辉县的石门、陈家院、柿园、后庄等水库，都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搞好社会主义协作的产物。记者访问香木河上正在建设的三郊口水库时，看到来自许多公社的民工，已为库区的生产队在山坡上营造了新村和一百多亩良田。一位将要搬进新村的社员对即将淹掉自己的家毫不可惜，他指着河滩边一条坎坷的小道对记者说，旧社会时他家常从这里逃荒去山西要饭，现在他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水库将把逃荒路这个苦难的痕迹淹没，这怎能不使他心情激动！
石门水库的建成，使辉县一举扩大了七万亩灌溉面积。记者登上九十米高的大坝，看到了这里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县委的同志遥指巍巍耸立的石门峰说，在战争年代，四位革命战士被敌人围困在峰顶，他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集体跳崖，壮烈牺牲。这种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一直在鼓舞着人们。石门水库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塌方事故，民工白永义不幸牺牲。他的老伴，一位贫农老大娘流着眼泪对前来慰问的县委负责同志说：“俺难过的是，永义的任务没完成，俺家不能欠着。”她把大儿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一心为革命，接连三次被评为模范。后来工地领导推荐他去小煤窑当工人，这位贫农老大娘又把二儿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着干。不久，工地指挥部接到白福才寄来的一笔汇款。他在信中说，自己不能直接参加水库建设了，愿将节余的工资寄给工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这样的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哥哥和弟弟，几年来在辉县各地如雨后春笋，到处可见。在他们身上，难道还能找出旧时代农民被奴役的精神创伤吗！在革命战争年代，辉县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搬走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他们又前赴后继，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战斗！
正因为有了这样英雄的人民，才能使辉县山河增色，大地生辉！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辉县县委认真实行“三三制”，密切联系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带领全县人民大干快上。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