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明清水浒戏中的投降派宋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谈明清水浒戏中的投降派宋江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　习　延
明、清两代，《水浒》盛行，不但刻印了各种版本的《水浒》小说，还陆续出现了许多封建士大夫文人和内阁廷臣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戏。这些戏，大多数都有宋江出场，并大都写到“招安”。投降派宋江成了明清戏曲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角色。
毛主席关于“《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指示，深刻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投降派的真面目。今天，在评论《水浒》小说的同时，也来剖析一下，经过封建阶级再度加工、美化的旧剧舞台上的宋江，对加深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和小说《水浒》描写的一样，明清水浒戏中的宋江，在上梁山以前，也是以一个封建王朝的忠臣义士、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粉墨登场的。无论是宋江的自报家门，或是其他剧中人对宋江的奉承，说的唱的都是什么“盖世忠肝，包身义胆”、“忠诚贯日，仁流四海”、“轻财任侠，豪杰倾心”这一套，真是心肝胆肺都打上了忠孝仁义的字号。在外形上，也经过“俊扮”，把小说里“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进一步美化成服装儒雅、身伟须长的“忠直”宋公明。明传奇《水浒记》写宋江不仅“担得起忠义”，而且一门都忠义。除了有一个忠君的慈父，孝悌的贤弟，还有一个小说所没有的“不愧梁鸿之妻”的孟氏。在一场夫妻“论心”的戏里，夫唱妇随，共同抒发了他们忠于赵宋王朝，要做“佐王图”，“功扶汉室”的忠臣，不甘屈身下僚的心迹。这时的宋江虽然由于官小位卑、怀才不遇，发着牢骚，骂了几句“奸佞盈朝，豺狼当道”，但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表现了宋江对封建统治的不满。恰恰相反，他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答君恩一剑时悬”，“自功曹有日，名垂鼎铉”，做着忠君报国，升官发财的梦。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怨而不怒”的牢骚，进一步表现了宋江这个忠臣孝子不但有“答君恩”的“忠肝义胆”，而且有“佐王图”的“壮志精诚”。骂几声奸佞，是小骂大帮忙，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开脱罪责，也使宋江的忠臣形象，在几个白脸奸臣的陪衬下显得更加耀眼，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忠于封建王朝的宋江，必然是农民革命的死对头。《水浒记》第十三出，写了这样一件事：当宋江在郓城县当押司的时候，已上梁山的一些起义军打劫了他的家，抢走了一批金银衣饰，但却被寨主命令将原物送还。宋江利用这个机会，一面斥责梁山起义军是“黄巢亡命”，“犯不赦之条”，“绿林乌合猖狂甚！”一面又用金钱进行诱骗：“好劝你星散归耕，金银你权为资本”，以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在小说里，是宋江指使武松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在戏曲里则是宋江赤膊上阵，公开进行反革命的说教和收买，两相比较，戏中的宋江更加凶相毕露。为了美化宋江，作者还大肆歪曲、诬蔑梁山起义军，写他们对于宋江的训斥和收买，居然“感激倾心”，称颂宋江“言词正，意可亲，果不负生平有盛名。”这个情节不见于小说，却被精心安排在所谓“救晁盖”、“题反诗”、“上梁山”的前面，是为小说所作的重要补白。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宋江在上梁山之前，早就是一个反梁山的“英雄”。象宋江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一旦混进革命队伍，就走叛卖革命的路，是毫不奇怪的。
上梁山以后的宋江，在明清戏曲舞台上的唱做念打，比小说表现得更加露骨，是一个地主阶级代理人，投机革命，“晦迹绿林”的大内奸。在小说里，作者曾花了不少笔墨描述宋江上山前，宁做囚徒，不当“匪徒”。在明清戏曲中，则极力表现了宋江身在梁山，心怀朝廷的无限痛苦和拳拳忠心。如在明末清初的传奇《偷甲记》中，宋江上场便唱：“暂时亡命暗悲啼，此志有谁知？”因此，他逢人便申诉这样的苦衷：“叹当初奔梁山艰苦难言，闹江州劫法场也非情愿，只俺这忠孝心又何尝一刻里不拳拳。”向封建主子表示忏悔。他见人便无耻地剖白：“宋江不是背反朝廷、希图抗法”，“狂矢何曾敢射天……忠臣孝子人人愿。”表露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心愿。有机会就打听封建主子的消息，如明传奇《宝剑记》写宋江与林冲初见面时，动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朝廷有无赦罪诏书”？接着又问：“朝中有程颐程灏两贤儒，今仍在否？”对两个大地主顽固派、儒家路线的代表人物，表示了莫大的关心。这就道出了他决心回到宋天子的怀抱，尊奉孔孟之道的反动信念。这一切，正是宋江在梁山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既有投降的思想，就会变成投降的行动，正如宋江在《偷甲记》里一再念叨的：“解甲归降，吾心素愿”；“每思解甲归降，伙伴实有不驯”。可见他从上梁山的第一天起，就作好了下梁山投降的打算，只是因为当时晁盖掌权，“伙伴不驯”，才使他“解甲归降”的阴谋不能得逞罢了。
为了实现投降的目的，宋江首先便把矛头对准了那些“不驯服”的伙伴，软硬兼施，极力压制和消弭造反派的反抗斗争。对于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头领，宋江动不动就是“我等兄弟一百八人，上应三十六天罡，下应七十二地煞，愿兄弟们各体天心，共行仁道”，用天命论的绳索，把“不驯的伙伴”捆起来，为他的投降阴谋扫清障碍。同时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梁山寨里组织起一个投降主义的派别。于是“北京第一豪富长者”卢俊义，朝廷命官徐宁、呼延灼等，都成了宋江投降派中的骨干和死党。在把这些人收为羽翼的时候，宋江很费了一番苦心。对那个“死守忠贞”的朝廷命官徐宁，宋江懂得，这种人要动以“德”，于是他对症下药，大谈他投机革命、曲线尽忠的叛徒哲学，说什么“静听招安，力勤王事，谓之忠也；去邪返正，不堕先声，谓之孝也……”等等。他还怕徐宁不得要领，又悄悄补上一句：“为人在世，只要结局收成，安得一帆到底？”露骨地要徐宁看风使舵，投机取巧，以便日后接受招安。对那个“奉高俅之命，收捕梁山草寇”的呼延灼，宋江用的是另一种钓饵。他利用这个刽子手“有破敌奇功”而“不闻晋加一级”的牢骚，赤裸裸地对呼延灼说：“将军不入梁山，到底是个卑卑的统制，如今反邪归正，安知不到封侯？”真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宋江算是吃透了这套“朝政的精华”，做官的诀窍了。宋江对徐宁、呼延灼说的这些话，既是他丑恶灵魂的大暴露，也是一切投机分子的精神写照。历史上有多少革命事业就败坏在这些以伪装出现的阴谋家手里啊！
当宋江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以后，所谓“请旨招安”的政治叛卖活动，便立即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乞降，他竭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之能事，用尽机谋权变。“向龙楼，从凤阙，请蜂媒，邀蝶使”，不择手段地和京都名妓、皇帝私幸的李师师合演了一幕幕“青楼乞赦”的丑剧，以求打通“枕上关节”，乞讨一纸诏书。为了取得封建统治者的谅解和信任，他表决心，发誓愿，什么“招安了，少不得要替国家出力”，什么“专望招安，悉为皇家之梁栋”，“颙望招安，同作良臣”，活活地显出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如鲁迅所说：“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宋江正是这样一条蛀虫。梁山这支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终于从内部被瓦解了。但旧剧作者却肆意颠倒历史，硬把宋江吹捧为梁山的“英主”，把投降受招安说成是梁山的唯一出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但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而且在不少戏曲中，或者把晁盖写成和宋江一模一样的投降派（如《水浒记》），或者根本不提晁盖的活动，把梁山歪曲成只有“忠义堂”，从来没有“聚义厅”（如《偷甲记》等），彻底屏晁盖于戏剧舞台之外，让宋江及其投降路线独占戏剧舞台。
同小说一样，在明清戏曲中，受招安以后的宋江，便暴露出他的全部野心和猖狂，以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彻底“亮相”了。戏曲作者用最狂热的调子和排场，歌颂了他们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胜利。招安这天成了宋江大喜的日子。在明传奇《元宵闹》中，他“吩咐众兄弟，明日俱要戎装下山，齐在三十里外迎接圣旨，不得有违！”在明传奇《义侠记》中，宋江又命令：“要大大的摆一个喜筵”，“排上香案”，庆祝投降成功。同时疯狂叫嚣：“把关隘除，寨基垦，旗帜改，战袍新。从此后是王臣，从此后是王臣。”清宫廷大戏《忠义璇图》，更直接把一幕“朝天”的丑剧搬上舞台，让梁山泊的一百○八个头领，由宋江率领，分六批从东华门进，西华门出，在五凤楼前，逐队而过，展览示众，并合声高唱了一套热闹非常的〔九转货郎儿〕，而宋江又在那里唱了：“英雄得志如鹰隼……从今敢爱吾身。”当上了朝廷的鹰犬，从此可以飞黄腾达了，决心效忠于主子，这真是艺术化的叛徒的自白书。
毛主席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为封建反动统治者当帮凶，这是投降派的必然发展，也是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收买政策的目的。在《义侠记》中有一场戏，写宋江受招安之前，宋王朝的大臣中曾有一场主剿派杨戩同主抚派宿元景的辩论。当杨戩问到招安宋江“有何好处”时，宿元景答道：“他一个个义勇忠良，则待要削除奸佞整纲常。”“要把婺州方腊都驱荡，北方田虎游魂丧，淮西王庆卷旗降。”这说明统治者早就想到了宋江这个走狗的妙用。果然，“面过皇帝”，宋江就主动提出“要替国家出力，求宿太尉保奏平贼”。接着，平田虎、捉王庆、擒方腊都被搬上舞台。特别是《擒方腊》一剧，在清代更是大演特演。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宋江每次都亲自出马，穷凶极恶地把这些要夺宋朝江山，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剜心沥血”，“凌迟处死”。那些在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成了“王臣”的梁山头领，也死的死，亡的亡，一个个被送上了“孤魂榜”。刽子手宋江自己，却踩着革命人民的尸体爬上了“麒麟阁”，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忠义璇图》写这时的宋江简直得意忘形、受宠若惊，你看他接过“圣旨”，三呼万岁，高声唱道：“俺本是熊罴虎豹，身披着紫袍乌帽，直上了玉阶舞蹈。回思梁山为盗，何曾想着九重宣召。享富贵乐陶陶，享富贵乐陶陶。”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一个投降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革命人民应该永远记取这血的教训！
鲁迅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明清时代的水浒戏，也同样演得很清楚：宋江，他唱的忠君歌，念的“招安”经，做的投降派，打的方腊军，总之是奴才！水浒戏更加突出地再现了《水浒》投降主义的主题。这些旧剧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很能理解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的奴才性格，都力图在戏曲舞台上充分利用这个形象，来为面临崩溃的封建统治服务。因此，宋江在戏台上唱得最起劲的时候，也正是明清两代阶级斗争激化、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戏曲舞台上的投降派宋江，总是十分及时地配合着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为封建统治阶级充当“扫荡心腹之寇”的帮凶。
宋江形象既概括了我国古代农民革命中蛀虫的特点，也为我们识别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个反面教员，学会在复杂斗争中识别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坚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