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与展望——评全国音乐（独唱、独奏、重唱、重奏）调演节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收获与展望
——评全国音乐（独唱、独奏、重唱、重奏）调演节目
萧深
不久前在北京演出了四台独唱、独奏、重唱、重奏音乐会。这是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以及中央各部委所属的演出单位参加这次全国音乐调演中选拔出来的部分优秀和比较优秀的节目。这些节目，在首都舞台以及工厂、农村、部队演出过程中，受到了工农兵观众的欢迎。这里仅就音乐会节目的一些特点，联系当前音乐创作、表演中的某些问题谈点感想。一
看了全国音乐（独唱、独奏、重唱、重奏）调演节目，感到有以下几点收获。
首先，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新人的成长与老演员的提高。在音乐会上，不少独唱、独奏演员，第一次在首都舞台露面，他们的声音条件与艺术气质都不错，是音乐战线上出现的一批富有朝气的新生力量。这批新人的出现，反映了音乐战线革命接班人正在迅速成长，是十分可喜的。一些知名的歌唱家、演奏家继续革命的精神面貌也很突出。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表现技巧都比以前更为成熟。他们的演唱或演奏，不但有功底，而且有新意，给观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嫩蕊绽蕾，秾华竞艳，新老演员的演出，给首都文艺园地增添了春色。
第二，新创作的曲目数量较多。从选拔的四台公演节目来看，新创作的歌曲和器乐曲约占半数以上。这些节目的内容是好的，题材大都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唱热爱祖国和保卫祖国、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也有一部分是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歌唱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的。其中，广州部队、沈阳部队、北京部队和四川、广东、上海等演出单位的部分作品，在观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三，小型多样与一专多能。参加调演的节目，既有各种风格的独唱、重唱，又有各种风格的独奏、重奏；既有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又有各种西洋乐器的演奏；既有一般的唱法，又有民间的唱法，也有土洋结合的唱法；各地区、各民族的节目都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体现了色彩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的伴奏乐队，简化精干，一专多能，虽然只有三、五种乐器，但演员的演奏却富有效果。黑龙江演出队、沈阳部队演出队、内蒙古自治区演出队、济南部队演出队在这方面做得较为出色。这种形式轻便灵活，适宜于轻装下厂下乡下连队为工农兵服务，是值得提倡的。
第四，来自基层，富有生活气息。调演节目中，凡是直接来自基层的节目，一般都具有生活气息浓郁、语言生动活泼、音调独具个性等特点。例如，四川演出队的《山区粮站好热闹》，成都部队演出队的《我为革命赶鸭子》，广东演出队的《渔家四季尽春光》，广州部队演出队的《小小手榴弹》、《红旗渠》，黑龙江演出队的《林业工人学大庆》（笙曲），湖北演出队的《清江放排》（筝曲），上海演出队的《黄浦江号子》等，听了这些歌曲和器乐曲，使人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的脉搏在跳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有的作品比较注意内在的思想情绪的刻画，表现生活有深度，例如上海演出队的《西沙——中华民族壮丽的渔乡》，富有艺术的感染力，把观众的联想带到了南海边疆。
第五，民族民间音乐的推陈出新与外来乐器的洋为中用。器乐方面，广东演出队对传统的广东音乐的整理与演奏，沈阳部队演出队对民族乐器巴乌的改制与演奏，上海演出队对芦笙的音色改良与演奏，以及各种民族器乐曲（包括笙、筝、笛、二胡、板胡、高胡、马头琴、唢呐、扬琴等乐曲）的创作、改编与演奏，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出新，演奏方法也有所丰富。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民族器乐曲都是演奏者自编自演的。由于作者熟悉乐器，所编曲目一般都能发挥乐器的性能和演奏者的特长。声乐方面，各地区、各民族在民间歌曲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上也在努力探索，象广东演出队的客家山歌演唱，成都部队演出队的四川民歌演唱，兰州部队演出队的青海花儿改编，湖北、湖南、山西、江苏等演出队的民歌整理与演唱（包括革命历史民歌在内），也都注意到既保持民歌特点，又赋予时代精神，或多或少地有所出新。在外来乐器与民族的表现手法相结合方面，解放军军乐团的圆号、陕西演出队的大提琴、广州部队演出队的手风琴等，在运用外来乐器探索中国民族风格的演奏方法方面，都做了较好的尝试。
第六，业余与专业相结合。音乐会上，除专业音乐工作者外，还有来自工厂、农村（牧区）、部队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其中，较突出的有天津民警的女高音，成都部队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女声民间唱法，广东汽车公司乘务员的女中音，陕西工人的女高音，四川工人的女声二重唱，南京部队战士的手风琴等。这支业余队伍，是开展群众性的音乐活动的骨干，也是专业的后备力量。
以上这些调演节目中带有共同性的特点，是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系统的音乐工作者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做出的新的贡献。它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音乐艺术，促进独唱、独奏、重唱、重奏以及其他音乐体裁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二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全国音乐调演，虽然取得以上一些成就，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同宏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比，应该承认，我们的音乐工作还落在客观现实需要的后面。
首先，表现在创作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优秀的创作数量不算很多，新创作的独唱、重唱歌曲还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有些为群众所欢迎的歌还是前一两年在《战地新歌》上所发表的作品。群众希望能听到更多的动人心弦的好作品。但是，有一部分作品，只是一般地、表面地反映现实，而不能生动地、深刻地展示现实生活和表现工农兵丰富的精神世界。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与词曲作者深入生活、认识生活的深浅和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有关；也同音乐评论工作的落后状况、音乐评论缺乏对创作者有力的思想指导和中肯的具体帮助分不开。近年来，音乐创作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很少有人认真去研究。许多问题期待着音乐理论工作者去探讨，譬如说，歌曲创作应如何学习革命样板戏音乐创作的经验？音乐创作应如何具体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音乐创作应如何去表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反映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及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一类重大主题？独唱、独奏、重唱、重奏以及其他音乐体裁应如何发展？……这些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在创作人员中间并不是都已经搞得一清二楚了。而这些问题的明确解决直接关系到创作质量。如何提高创作质量，这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其次，歌曲与器乐曲创作中雷同化（有的是题材雷同，有的是表现手法雷同，有的是语言或音调雷同）与一般化的现象还有待继续克服。这一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某些作者忽略了艺术创作必须通过个别才能表现一般的原理。取消了艺术个性，也就等于取消了艺术。违背了这一要求，势必造成雷同化与一般化，而雷同化与一般化的作品是不能感染人的，它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形象。列宁说，在艺术作品中，“……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音乐创作不能光凭现成材料和音乐素材从事创作，它也同其他文学艺术创作一样，唯一的途径是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到生活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既有时代特征又独具个性的音乐作品来。在这方面，革命样板戏的音乐和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聂耳、冼星海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再有，调演节目中，一部分器乐创作（特别是民族器乐曲）中存在着模拟外在的自然音响而不注重表现内在的思想感情的倾向。例如，表现公社春来早的主题就模拟鸟类的鸣叫声，表现运送公粮的主题就模拟马车的铃当声和马蹄的奔跑声，表现农村水利化的主题就模拟淙淙的流水声，表现工业建设的主题就模拟火车的奔驰声和汽车的喇叭声……。这并不是说，自然音响在音乐作品中不可以运用。决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为了表现主题思想，适当地运用某些自然音响作为衬托人物思想感情的手段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某些乐曲把追求自然音响效果当作一种色彩性的装饰，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表现方法。这样的作品往往缺乏思想深度。音乐艺术是要通过音乐形象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而塑造音乐形象就需要作曲家的匠心构思。模拟性的音乐容易写，创造性的旋律难写，但写出来却比前者深刻。
创作上还感到的一个问题是：在继承与发展民族民间音乐方面，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某些节目运用传统的民族民间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有的经过改编，用得恰当，有的照搬旧形式，用得不恰当。例如，歌词内容是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而音乐形式则仍是过去时代的，这就造成新内容与旧形式的冲突。这里有一个区别，即套用旧形式还是改造旧形式使之适应新内容。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利用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关键在于如何根据生活内容的需要和传统音乐形式自身发展的规律给予改造。在这方面，革命现代京剧的唱腔设计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是应该认真学习的。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不断实践才能解决得好。
此外，在表演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可供探讨。除一部分较成熟的演员外，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基本功底子不厚，有的演员虽然本身条件不错，但缺乏严格训练，发声方法需要改进。这需要从音乐教育着手，在基本功训练上下功夫。这些问题，均有待有关方面组织力量进行研究，给予指导，以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
我们一方面为全国音乐调演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希望音乐事业能“更上一层楼”，以期创作出更多的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丰富文艺的百花园地，跟上工农业战线新的跃进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