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物资在中国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救济物资在中国
根据各地报纸消息，联总运华的绝大部分救济物资，并没有落到饥困的人民手中，而为国民党内腐败官吏所中饱窃盗，甚至被好战派利用为扩大中国内战和饥荒的工具。
有势力的官僚们，用各种的办法吞没救济物资。在这些物资运到需要地区前，往往即告失踪。单广东一地前后失踪的救济粮食，就达一万多包，包括三月间“失投”的九千包面粉，五月间“吹到海里去”的救济粉三百包，六月四日“沉船”的五千包救济米，同月九日在香港“失盗”的救济米四千包。一位记者曾写过：“上帝呀！这样大的风，为什么不连救济官员也一起吹走”？
公开的或偷偷的盗卖是另一方法，到六月下旬止，国民党政府“行总”借口充作救济行政费，在上海擅自出卖的救济面共达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八吨，占全部运沪救济面（二十万零四千吨）三分之一强。此外并售卖小麦五千五百五十六吨，麸皮一万五千吨。运至各地的物资，如西装、高跟鞋在北平、开封、湖南等地，都被官吏们以“灾民用不到这些而拍卖，但拍卖所得，却都装进了他们的钱袋。至于救济面救济米，在长沙则在灾民领到以前，早就以三百元一斤的代价，源源流入大饭馆与堆栈。在江西连大公报也说：“除极少数外，都卖给商人了，变成了有米吃的富人们的饼子、鸡蛋糕、小笼包……一类的东西了”。其他汕头、温州救济食粮，都在市场上出现。
经过层层的“过滤”，打算还有小量的“剩余”救济品发下去，在湖南五月间联总外籍人员，看到发赈时弊病丛生，主张直接发放，并派人下乡监视；可是等急赈队走后，各地县政府就迫令受赈者，把账款缴回，或借口重新分配，把这些赈品再榨出来，实际发到灾民手里的数目是微乎其微的。湖南的祁阳每月每人领不到半斤面，广东高要直到现在灾民每人只领到了八钱米，而枪杆子却天天下乡追粮索款，迫使他们缴出无数倍于此的粮食，直到变田变产，卖儿卖女。
救济物资成为官僚们发财致富的对象，成了他们囤积造灾的工具。广州前锋日报在“揭穿人为米荒的黑幕”一篇社论里说：“对于放面粉发赈米，米价只会高升而无下降，此种黑幕，决非一二人员所胆敢作为，当然大有人在”。正因为此，许多地方那些不知廉耻的人们，公然展开对救济物资的争夺战，六月间湖南省参议会热烈讨论，重新确定救济标准，某参议员说“这是讨论分赃”。甚至湖南行总救济分署副署长也承认在组织“急赈队”时，国民党、三青团、帮派三者之间，你争我夺，把急赈工作搞到自己手里，“这事情就好办了”。老百姓看惯了这一套，所以在江浙一带称国民党的救济署为“救己署”，湖南则称为“救济救济署”。
最严重的是国民党内的好战分子，把救济物资用于内战。合众社记者早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就报导过中外反动派“对救济总署耍弄阴谋”。他们竭力反对把救济品特别是粮食，运至山东解放区，公开告诉联总工作人员，他们“要用救济品打通胶济路”。今年四月间由上海运粤的两万石救济米，亦被公开宣布移作军粮。而六月中在广州查获的四千二百包联总米，发单上明明注着系供陆军第五十四军军用。运到苏北海州的，山东聊城河北永年等地的救济粮，竟供给伪军。致海州曾激起五月十四、十五日近万饥民的抢粮斗争。至于以联总物资供应内战的财政开销，这是不奇怪的，早在今年三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在参政会上公开报告，要把联总救济物资，作为“平衡收支”的“财源”之一。正因为这样，救济中国人民的物资，变成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