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邓子恢报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作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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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邓子恢报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作
【新华社汉口五日电】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二月六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报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施政工作。
邓副主席首先指出：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六省，共有人口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六万余人，土地面积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余方公里，是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区，也是历史上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是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之一。抗战胜利后，这些区域大部为国民党匪帮所占，留下少数武装和干部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接着，他综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成立经过说：中南全区的重新开辟，开始于一九四七年秋。当时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长驱南下，跃进中原，在北起黄河、南抵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津浦的广大地区，创立了新的中原解放区。其后，又经历了许昌、洛阳、宛西、开封、睢杞、襄樊诸战役，直至一九四八年底，淮海大战胜利，中原解放区才开始形成以河南为中心逐渐走向统一的局面。一九四九年四月，第四野战军亦大举南下，进入中原，解放武汉，并于六七月间发起渡江作战，与第二、第三野战军兄弟部队密切配合，解放了除海南岛以外的全部中南大陆。由分割的中原，到统一的中原，再到中南区的完全解放，为时仅仅两年另四个月。其间一九四八年十月郑州开封的解放，乃是中原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从那时起，全区开始由以乡村为工作重心转入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统一。在此以前，中原解放区的行政划分，系采取乡村包围城市的边区形式，共辖豫皖苏、豫西、鄂豫、皖西、桐柏、江汉、陕南七个行署区。各行政区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方针政策的统一领导下，适应各地不同的斗争环境，进行工作。郑、汴解放后，形势为之一变。为着更能有计划地组织力量，支援战争，保证供给，稳定金融物价，促进物资交流，逐渐恢复城乡经济，同时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中共中央中原局乃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发起召开中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翌年三月间在开封集会，选举政府委员二十一人，成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设立民政、司法、交通、教育、公安、农业及财政经济等七部。大军南下后，胜利形势开展，中原区扩大成为华中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为了支援前线，接管新区和迎接新的发展形势，乃于五月间在开封召开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决定取消各行署，成立河南、湖北两个省人民政府。至九月间形势又进一步发展，江西全省及湖南大部解放，江西湖南两个省人民政府及武汉市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并准备向两广进军。此时各级政府工作规模扩大，迫切要求在方针、政策、制度、计划各方面实行全区的统一，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因此于九月五日在武汉召开第三次政府委员会，除原有各部外，并将财政经济部分为财政、工业、商业三部，另增设卫生部。广东广西两个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亦在两省解放后先后成立，这就是中南区各级人民政府成立经过的大概情形。
邓副主席进而报告一年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八大项施政工作：
第一、支援前线。
这是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去年三、四月间既要供应第二野战军数十万人出境过江作战；五、六月间又要接应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南下，在全区展开作战；九、十月间又要供应第二野战军数十万人过境，并支援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解放华南和西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止，供应粮食共四八○、二四一、二九三斤，烧柴三二二、七八八、二○八斤，马草一一八、一九三、二六八斤，马料七、五六九、○○○斤，动员民力三○、三二九、○八○工（两广在外）。这项任务是在军队向前进，土匪乘机流窜骚扰；新解放区各种工作没有基础；运输线长，运输量大，运输设备又被蒋白匪军大肆破坏；以及渡江作战正是青黄不接时期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曾经因为粮草接济不上而推迟作战时间，并曾使日夜兼程前进的一部分部队挨饥受饿，这是工作中的缺点。虽然如此，但整个支援前线任务仍是顺利地完成了。这首先是依靠铁路员工及铁道兵团积极抢修铁路，保证了“部队打到那里，铁路修到那里”，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共抢修铁路全长二、一八八公里，桥梁一四五座；其次依靠广大农民支援前线热情，踊跃参加修桥筑路，计抢修公路全长一二、五一六公里，桥梁一、二九三座；再其次，依靠广大民夫肩挑车运，广大船户海员日夜赶运；最后依靠后方工作人员和地方干部日夜辛劳，积极负责，各界人士多方协助。总之，在支援前线工作中，各方面各阶层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
第二、接管新区。
中南区六省，仅河南一省及湖北一部分是半老区，其余均是新区，全区最大部分是在最近半年中获得解放的，故接管新区成为政府工作的另一重要任务。现湘、鄂、赣三省均已接管完毕，两广除海南岛外亦已全部接管。计全区六省两市（海南岛除外），共辖四个行署，五十六个专区；四百九十七个县；省辖市十一个，专区辖市二十五个。三万人以上城市共七十个，人口八、三三九、一七九人，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五·八五。
在城市接管方面，按照毛主席指示，把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全区除企业员工外，包下来的旧军政人员约二三十万人，已分别安插或训练改造。在乡村，则采取了大胆利用旧保甲人员的方针，以便在过渡时期，稳定社会秩序，减少混乱和破坏，并给予旧保甲人员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以后俟群众发动后，经过农民代表会议再逐步加以改造。一般旧保甲人员除少数坏分子外，也都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有些表现好的保甲人员，经过群众通过，已成为地方干部。接管工作，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主要依靠群众力量：在城市依靠工人，在乡村依靠广大农民。我们一到新区，即举行各种政治集会，召开各界座谈会，普遍宣传“约法八章”和各种政策；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接管小组，使从上而下接管与从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相配合；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农协、青联、妇联等，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在接管一月以后，即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工人农民代表会议，对政府各项工作，进行协商，取得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依靠这种密切联系，推进政府的法令和政策。
第三、恢复生产。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动统治及其所进行长期内战的影响，中南区工农业生产，均遭到严重的破坏。据一般估计：农业生产下降百分之三十，工业生产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因此，我们对生产事业的方针，在城市是尽速恢复原有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在恢复基础上再求增产与局部发展。在农村则力求保持现有农业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我们的根本方针是壮大国营经济力量，努力恢复和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为此，我们曾在国营企业部门大量投资，调派干部去组织迅速恢复生产，并发动工人群众，逐步实行管理民主化。一方面，对工人进行国家主人翁的教育，启发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在工人中树立新的劳动态度；一方面对工人工资采取原职原薪、个别调整的过渡办法，并实行公分制，保证物价变动时工人实际收入不受影响。几个月来，一般员工生产积极性已大为提高，职员与工人，行政与工会间的关系，也日益亲密。现在大家正以团结一致精神迎接一九五○年的生产任务。此外，在全区逐步建立国营的金融贸易网，依靠这个网，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调节市场。推广合作事业，使之团结在国营经济周围，成为国营经济的有力助手。同时，还注意扶助私人工商业。在这方面，主要的原则是贯彻公私兼顾。在供给原料、推销成品、调剂资金等方面，采取贷款、定购、代销等方式，对私人工商业加以适当的照顾和及时的帮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后，城市生产大部恢复，个别企业部门的产量并超过解放以前，如华新水泥公司产量提高百分之一六九，萍乡煤矿产量提高百分之一九，湖南煤矿提高百分之六二点五。此外新建设了一些军需工业，在武汉、郑州、开封、长沙、南昌、广州等处设有近代规模的被服厂、皮革厂、染布厂、做鞋厂等，计有工人四万四千余人，这是这一个时期我们的新兴国营工业。
第四、清剿土匪反对特务。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长期压迫与剥削，广大农民经济濒于破产，中南各省历来便有匪患，加上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豪绅恶霸和国民党特务勾结土匪作为爪牙，更形成恶霸，特务、土匪三位一体最凶恶的统治势力。解放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所谓“敌后游击”政策，更有计划地派遣特务，串通土匪，勾结会门，纠合溃兵游勇，结成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不等的股匪，到处进行杀人放火、明抢暗劫、暗害袭击、阴谋暴动等破坏活动，造成社会的混乱与不安，影响广大人民生活，阻碍政府各种工作之进展。因而肃清土匪特务便成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为此，我们在军事上完成歼灭敌正规军之后，即抓紧时机，布置力量，大力进行剿匪和肃清特务的工作。经过几个月来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现在河南全省土匪已（⑵⑶）经完全肃清；湖北除鄂西南外亦已大部肃清；江西除与闽、粤、湘、浙交界的个别地区外，股匪亦已肃清，散匪则正在清剿；湖南则采取清剿与收编双管齐下办法，湘中、湘东、湘北已无股匪，湘西、湘南大股土匪亦已肃清，小股土匪，不久亦可肃清；两广因解放时间较短，现有大小股匪为数尚多，正在展开清剿中。据不完全统计：豫、鄂、湘、赣四省，从去年七月到十二月底，共消灭土匪二十三万多人。这是中南区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对清剿土匪所采取的办法，大体上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以军事围剿为主，结合政治攻势，目的在剿灭股匪，打垮土匪主力；第二步是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分散清剿与发动群众，目的在瓦解匪众，捕捉匪首，肃清散匪；第三步是以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反对恶霸为主，开展反恶霸、减租的群众运动，目的在打倒恶霸，杜绝匪源，准备进一步摧毁农村封建制度。而收效如此之宏之速，则是因为：第一，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正确政策。第二，抽出主力部队，实行地方化，一边剿匪，一边做群众工作；在战术上采取穷追猛打，分散驻剿等办法，布成严密的天罗地网，使土匪无处可逃。第三，紧密地依靠群众，并团结各界人士一道进行，把剿匪变成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第四，实行剿匪指挥上的一元化领导，如在大别山以王树声司令员为首，组织鄂、豫、皖三省边区剿匪指挥部，党政军一元化，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收效极大。至于肃清特务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共破获敌特潜伏组三十九个小组，行动队两个，地下军案四件，捕获各种特务一万零三百八十四人，缴获电台一百四十部。
第五、农村社会改革。
中南各省，尤其江南各省，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租给农民。据统计，湖北租佃土地占全部耕地百分之四十以上，湖南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如果不在分配土地以前减轻这种剥削，农民就难以生活下去。因此，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即颁布新区减租减息条例，赞助农民实行减租减息。目前在河南大部分地区，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湖南个别地区，农民均已展开反恶霸减租运动，估计已有三千万人口参加这个运动，今后将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展这个运动。有的地方先反恶霸后减租，有的地方先减租后反恶霸，有的地方反恶霸减租同时进行，有的地方只减租不反恶霸，均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反恶霸一般只是政治上打击，除罪大恶极者外，不作经济清算。减租从建立革命政权之日算起，旧租一概不减，其原则为一律按旧租减百分之二十五。减息则只减农民对地主旧式富农所借之旧债，并一律按月利分半计息清偿，其他农民内部的债务及商业往来债务不减。减息后并允许自由借贷，有借有还，利息由借贷双方议定，政府不加限制。
在反恶霸双减运动中，个别地区，由于土匪恶霸作恶多端，群众愤激，兼之某些干部没有很好掌握政策，坏分子从中挑拨煽动，曾发生乱扣、乱打、乱杀的严重错误。目前各地农民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已及时得到纠正，一般说来，农民已能按照人民政府政策法令，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说理斗争。
在反恶霸减租运动大体完成的地区，农民急盼分配土地，某些开明地主也自愿接受政府法令，把土地交给农会处理。因此河南十四个县正在试行分配土地，根据群众和干部情况，河南全省已具备实行分配土地的条件。中央人民政府已批准河南的土地改革条例，全省准备在今年实行土地改革；其余各省则在反恶霸减租运动中积极准备土地改革。
去年中南各省因雨量过多，堤防失修，普遍发生水灾。河南并有风、旱、虫、雹等灾，据豫、鄂、湘、赣四省不完全统计，受灾面积共二千一百零六万五千九百零五亩，占四省耕地面积百分之九点零四，受灾人口共七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余人，占四省乡村人口百分之八点四六。目前，在受灾各省均已组成生产救灾委员会，发动群众发展副业生产，种青菜、种早熟粮；政府并举办水利及各种建设，以工代赈，贷款支持，并对重灾区人民拨粮救济。中央人民政府已批准拨粮两亿二千余万斤，我们自筹一亿七千多万斤，共四亿斤，作为水利及农林投资，大部分将用于灾区。
第六、文化教育。
关于文化教育工作，我们考虑到新区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下，遗留有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毒害，因此必须发展人民的新闻、出版、广播、文艺等事业，广泛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现有公营报纸二十七种，期刊五种，人民广播台四处，共已出版书籍三百八十五种，三○、五○八、四八五册。人民的报纸、通讯社、广播台、出版机关、文艺机关和团体，对宣传政策，指导工作，传播新的文化，发展新的文艺，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教育方面，以吸收知识青年培养新干部为主，包括中原大学（后改为华中人民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各省人民革命大学、军大分校及各地所办短期训练班，统计吸收知识分子在二十万人以上，这是一批新的力量。至于一般学校教育，由于当前财政困难，教育经费比例不大，我们对旧有学校教育，是采取维持现状、逐步调整、分别改造的方针。据统计：豫、鄂、湘、赣四省现共有公私立大学和专科学校十六所，学生一一、九二○人，占解放前的百分之七十四强。中学四九六所，学生一二三、一○一人，占解放前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小学则在城市里大多数继续开学，农村小学一般亦未停顿。大中学生虽较解放前减少了许多，但短期训练学校所招收的青年学生则大多超过大中学所减少的学生数目。今后学校教育，将注意发展新的教育，创办工农中学，培养工农干部成为新知识分子，同时改造旧教育，使之逐渐走上新型正规化的道路。
第七、财政工作。
在此以前的财政工作，主要是战时财政，其任务是保证军事需要，争取战争胜利。由于中南区大部分财富尚未开发，去年百万大军所需被服、弹药及电讯、交通、卫生器材等，全由东北供给，中南区只负担粮草及经常费用。今年，除解放海南岛尚须满足军事需要外，基本上已由战时财政过渡到平时财政；因此，应兼顾经济建设的需要。但是，军队的供应，要完全由中南区负担，而恢复交通、兴修水利、救济灾荒、投资工农生产事业，也要一一筹划。因此，今年中南区的财政，在整个国家财政计划下，负担仍是很重的，财政状况是很困难的，必须全区军民节衣缩食，咬紧牙关，共同来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财政的最大收入是公粮。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开的财政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六省共征五十三亿，实存三十八亿。统计征粮数量，约当各省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到十八。现在各地征粮工作，河南已全部完成，鄂、湘二省基本上已经完成，江西最近报告也已接近完成，两广则因开辟较迟，相差尚大，预料不久亦可以收齐。
关于税收，半年来豫、鄂、湘、赣四省及武汉市共征收人民币一千亿元。关于物价，物价去年下半年曾暴涨两次，两次都是带全国性的。我们曾采取发动群众拥护人民币，拒用银元，管理市场，取缔投机，进行黑市斗争，并大力沟通城乡关系，调剂物资，整顿税收，促使货币回笼，在大城市试行交易所与议价等办法，克服了第一次物价上涨困难。第二次暴涨我们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布置之下，亦已渡过难关。几个月来人民币的阵地已扩大，河南全省已是人民币市场，湘、鄂、赣三省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沿线及腹心地区也基本上是人民币市场，两广则由于解放较晚人民币仅在几个城市和交通要道流通。因此，驱逐银元和港币，巩固人民币，必须经过严重的斗争。为了渡过财政困难，我们曾于本年八九月间，开展精简节约运动。前方作战部队，虽在极艰苦情况下，亦每人每天节约三两米。
今后需要继续节衣缩食，精打细算，把钱省下来，用到建设事业上去。这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爱护国家财产，反对浪费贪污。据商业部统计，各贸易公司，半年多来损失物资约三十亿元。河南一省，因粮食棉花霉烂、焚毁、贪污，约合人民币二十亿元，连公粮、交通的损失，合计在一百五十亿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除通令执行纪律外，去年十二月财政会议上为克服这一现象，规定了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检查制，严选用人，开展爱护国家财产教育，并对妨碍统一管理的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进行了检讨。
关于公债推销，任务是三千万分，现各地正热烈动员购买，估计是可以完成而且应该完成的。
关于财政统一，过去是采取地方自给制度。自去年十月财政会议后，从今年一月起实行财政统一办法。
第八、政权建设。
人民政权的建设，是要达到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就要自上而下建立人民政权，同时自下而上建立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要采取适当步骤，使按级委派的过渡政权，逐步改变为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现在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建立，因此，当前最主要的步骤，就是一方面要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作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基础；另一方面，要在区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在省、县、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南区自去年十月以后，解放较早的三万人以上的城市差不多都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至于县各界代表会议，河南、江西全部开过一次，有的开过两次；湖北大部开过，湖南二十四个县开过。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各地亦已普遍召开，在征粮、反恶霸、减租运动中，起了正确贯彻政策、提高农民觉悟的巨大作用。关于这个工作，一般分两个阶段：去年十月以前，各地对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和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大多不加重视，迁延不开。十月以后各地才开始注意普遍召开，对宣传政策，密切政府与群众联系，推动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及布置当前紧急任务等方面，收到不少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