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批驳了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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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管理的深刻变革
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批驳了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上海工业战线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厂企业的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各个工厂都建立了朝气蓬勃的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并且创造了许多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新鲜经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当前的大好形势，说什么“企业问题不少”，
“不整顿不行”，已经“积重难返”了。他到底要“返”到哪里去？他是想“返”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他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感到“难返”，这恰恰是一件大好事，这正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莺歌燕舞”的形势好得很！
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干部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把工厂仅仅看成是生产单位，把企业管理的任务仅仅理解为发展生产。这样看待工厂企业，必然会接受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修正主义谬论，搞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等等。用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来搞企业管理，必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制，损害社会主义的新型的生产关系，使干部和群众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认识了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根本不同。社会主义企业当然要搞好生产，但它最根本的是要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因此，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围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任务，按照“鞍钢宪法”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学习大庆经验，讲路线，讲无产阶级领导权，讲生产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促进生产高速度地发展。
上海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涌现，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它推动了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就工业总产值来说，一九七五年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相比，一个上海已经发展成二点三个上海。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间，上海工业所花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占同期为国家积累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六点八八。
（一）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在上海一些工厂，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广大工人群众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所造成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局面令人振奋和鼓舞。
如何对待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是涉及到企业的性质，涉及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宣扬“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鼓吹对工人要管得
“严一些”，上海广大工人、干部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他们说：这种对待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同刘少奇攻击工人是不能依靠的“破椅子”；林彪污蔑劳动人民想的就是“恭喜发财”，如出一辙。这彻底暴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敌视劳动人民的面目。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阶级路线。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依靠广大工人来管。无数的事实证明，有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生产局面。
上海第二钢铁厂，如今是全市努力为用户服务的先进单位之一。只要是国家急需的产品，这个厂就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不计吨位大小，不论批量多少，不管难度高低，甚至不怕暂时亏本，都积极承担，千方百计地完成。这种情况，同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不顾国家急需，对利润少、加工难、批量小的产品“三不接”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过去，这个工厂接受生产任务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搞利润挂帅那一套，使企业的生产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文化大革命，确立了工人在工厂中的主人翁地位，全厂制订生产计划，进行技术改造，开展生产协作，接受新产品试制，都在党委领导下，经过群众研究讨论。干部尊重群众的发言权，支持群众的管理权，接受群众的监督权，就保证了工厂领导能够比较好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去行使决定权。厂还是这个厂，人还是这么多人，一九七五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产品从六十六个品种、六百四十一个规格，发展到二百零四个品种、一千五百四十七个规格，还试制成功了三百多项新产品，国家需要的型材产量增长了近十倍。十年的上交利润，相当于全厂现有固定资产的二十六倍。
在生产技术领域，资产阶级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向来根深蒂固。经过文化大革命，上海市的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三结合”，打破了少数人垄断技术的局面，工人群众扬眉吐气地在技术领域里当家作主了。上海的许多事实说明，我们要抢时间，争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大搞群众运动，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列宁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海广大干部依靠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懂得了必须把领导班子置于群众的革命监督之下。这样，即使领导有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创造了许多种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并且把它定为制度。这些形式主要有：生产班组从工人中选举产生、经过领导批准组成班委会或班组核心，实行群众民主管理；车间、厂部成立三结合的生产指挥小组和经济监督小组，吸收第一线工人参加计划、技术、劳动、财务管理；随时根据需要成立工人调查组，调查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意见；选拔一些工人定期分批参加厂部各组室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再回原岗位劳动；经常采用“讲路线，揭矛盾，促转化”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对领导工作提出意见；定期组织工人代表到党委会和革委会，检查干部的学习、劳动和工作情况，等等。
第一线的生产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正在工厂中引起许多革命变革，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革命的新秩序总是看不惯，胡说什么企业管理不如文化大革命以前好了。上海广大工人、干部热情欢呼这种革命的秩序好得很！他们说：这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它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二）
办企业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得到了贯彻执行，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请看上海港口机械厂的巨变：
这个厂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搞过计件工资试点，实行过几十种奖励制度，用物质刺激代替政治思想工作，把工人群众的思想往钱上引，使厂里的干群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结果，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一部分群众的思想受到腐蚀，生产长期徘徊不前，从一九六○年建厂到一九六五年六年间，一共才生产了各种门座式起重机十三台。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深入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物质刺激，使厂党委成员认识到，靠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是不能调动起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他们领导全厂深入开展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还组织工人理论队伍到上海各港区进行社会调查。工人们亲自了解了港口急需机械的情况，满怀激情地说：港口工人千斤担，我们也要挑重担。他们纷纷组织突击队，提出“不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动人事例不断涌现。仅一九七五年一年，就生产了各种门座式起重机一百零一台。工人们说：政治挂帅结硕果，生产一步一层楼。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搞物质刺激的祸害，上海广大工人、干部记忆犹新。那时，月评月奖变成“越评越僵”；计件工资制分裂了工人队伍，阻碍了技术革新的发展；新产品奖的实行，使有些人互相封锁技术资料，革新搞不成，人却受到了腐蚀。广大工人、干部说：物质刺激，只能刺激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企业就是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的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想抛出物质刺激这个修正主义的货色来引诱我们走回头路，这是痴心妄想！
（三）
如何对待分工，是“分工分家，隔行如隔山”，还是“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这反映了企业管理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推行对工人管、卡、压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各个工种分得很死很细，强调搞对立面，互相制约，甚至把工人之间的相互支援说成是“违反岗位责任制”。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教导，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打破了束缚工人手脚的过细过死的劳动分工，各种形式的会战和“一专多能”活动蓬勃开展，充分发挥了广大工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的主观能动性。
对比一下上海沪江机械厂的今昔，可以给人以启发。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明文规定，徒弟不能操作师傅使用的机床，老师傅请了假，宁可让机器停下来，也不许别人使用。设备出了故障，明明操作工可以排除，也非要等检修工来修不可。这些都被说成是什么“工业宪法”，强制工人执行，谁要是违反了，轻则写检查，重则扣发操作证，把工人的积极性卡死在专职分工的框框里。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揭露了分工过细过死的严重危害，开展了群众性的“一专多能”活动。目前，全厂八百多工人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人除掌握本工种技术外，还会两三种其他工种的技术。操作工既会操作，又会保养检修设备。实践证明，实行“一专多能”，有利于开阔工人们的眼界，增强工人之间的革命团结，发挥工人的智慧和才能，参加企业管理，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是专门生产电子计算机的。过去有些人用资产阶级的等级观念来对待分工，把不同的车间、工种人为地分为优劣贵贱，影响了职工之间的团结，束缚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这个厂的工人、干部认识到，这种把车间、工种分为优劣贵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企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厂党委发动干部、工人破除这种错误思想，做到既有分工，又不被分工限死。他们先后组织各车间开展了几十次会战，使各车间、工种团结协作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挖掘了生产潜力。一九七五年，这个厂生产的大型和中型电子计算机，产量比一九七三年猛增了六倍以上。
这种可喜的变化有力地说明，广大工人群众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创造的新型的劳动制度和劳动组织，已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企业管理大大前进了一步。合理分工和岗位责任制是必要的，但是，许多工人现在所做的，已经自觉地超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了岗位责任制对他们的要求。广大工人在这方面的创造，对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奇谈怪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四）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许多干部认真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人群众要起来冲击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从这里可以记取些什么经验教训？
上海第三十三棉纺织厂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前制订的一百零三种、三十三万字的制度，深深感到，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冲击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冲得有理！这个厂在文化大革命前订的制度，有几种情况：有些制度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有些制度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内容十分烦琐，早就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了；有些制度虽然是合理的，但是在制订和贯彻执行中没有走群众路线，缺乏群众基础。由此可以看出，群众冲击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际上是冲击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污蔑工人群众冲击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什么“极‘左’思潮”，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文化大革命以来，根据革命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上海第三十三棉纺织厂由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各个工种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制订规章制度，既要看它是否符合生产需要，更要看它是否体现工人群众是企业中的主人，是否正确处理企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是否有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之，制度要有利于群众。如果订制度的指导思想是群众落后，着眼点是用制度来压制工人，那么订出来的制度必然破坏社会主义企业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势必遭到工人群众的抵制。有了合理的制度，还必须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贯彻执行。制度不是万能的，执行制度必须和政治思想工作相结合。
坚持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人成了规章制度的主人，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技术人员立法，工人群众守法”，靠制度来约束工人；现在，工人自己制订制度，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调整、完善，大家自觉遵守，心情舒畅。以前，规章制度十分烦琐，谁也记不住；现在，简明扼要，便于记忆和执行。以前，工人最反感的是种种卡群众的“明测”、“暗测”和“突然袭击”的测定和检查制度；现在，工人们经过讨论作了修改，大家互学互帮，互测互检，产品质量和操作技术的要求比过去更严更高了。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和群众之间，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个厂生产的棉布，在全国一直享有“免验”的荣誉，被印染厂赞扬为“万能布”。
这个工厂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广大革命群众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根本分歧，不是要不要规章制度的问题，而是按照什么路线和依靠谁去制订和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这不是方法之争，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坚持革命坚持前进还是搞复辟倒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五）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在关于工厂斗、批、改的指示中，把“精简机构”和“下放科室人员”作为工厂斗、批、改必须经历的阶段。上海各工厂的科室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批判了刘少奇推行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纷纷要求到工人群众中去，参加生产劳动。工厂的机构也精简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肆进行攻击和非难，要翻这个案。上海的广大干部、工人坚决地回答他们：不行！这个案决不允许翻。
根据上海钟表元件厂的干部、工人们的体会，“精兵简政”，“下放科室人员”，至少有五大好处：一、大大加强了班组建设。这个厂四十六个生产班组，几年来充实了一些科室干部和解放军复员干部当骨干，他们同工人结合在一块，共同学习，互相促进，使政治学习搞得很好，思想工作十分活跃。二、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改革。机构精简以后，原来那一套脱离实际的烦琐哲学，行不通了，代之以精简和效能相统一的管理。工人们高兴地说：过去是基层为科室服务，现在是科室为基层服务。三、促进了干部的思想革命化，为干部转变作风创造了条件。不仅是下放干部，连在面上工作的干部也经常深入班组，在同工人一起学习和劳动中了解情况。会议在下面召开，问题在现场解决；所有干部都坚持每周劳动一天、每年集中劳动两个月的制度，去年这个厂党委的领导成员都劳动了九十天至一百天，密切了干群关系。四、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根据革命工作需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劳动光荣，搞特殊化可耻，在全厂形成风气。五、有利于青年干部的成长，全厂各级领导班子都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这个厂的技术人员也和工人相结合，大部分在车间担任技术工作，不脱离劳动。这样做，不仅对技术人员在政治上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是必要的，也为他们增长才干、多作贡献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间，这个厂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现了大小技术革新一千多项，全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三。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壮丽诗篇极大地鼓舞着上海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奋起批判那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鼓吹的奇谈怪论，迎头痛击那股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他们坚信，只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记住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我们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一定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我们一定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