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战斗的——学习鲁迅对诗歌创作的论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诗歌是战斗的
——学习鲁迅对诗歌创作的论述
舒浩晴
为了充分发挥诗歌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诗歌创作，重温一下鲁迅有关诗歌创作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
诗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诗？地主、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曾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他们总是把诗歌描绘成一种不涉时世、超脱现实的神秘、虚无缥渺的东西，否定诗歌的阶级性。新月派就曾鼓吹：“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比喻虽然很美，但很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想超阶级，只不过是“心造的幻影”。鲁迅始终把诗歌的战斗性放在第一位，把诗歌看成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鲁迅自己就是“怒向刀丛觅小诗”。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和诬蔑、迫害，鲁迅如中流砥柱，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对于在“超阶级”的烟幕下贩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企图，鲁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鲁迅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否定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无产阶级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公开申明诗歌应当成为战斗的号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热情地称赞革命烈士殷夫的诗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资产阶级把“圆熟简练，静穆幽远”当作诗的极境。鲁迅却强调革命的诗歌应当成为刺向敌人的利剑。两个阶级对诗歌的性质、作用的看法和衡量质量高低的标准都完全不同。无产阶级的诗歌，应当摆脱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走自己的战斗的路。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诗歌要在阶级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就不但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有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鲁迅针对新诗形式上的缺陷，在致《新诗歌》编者的信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又说：“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鲁迅对诗歌形式问题的这些论述，是十分精辟而深刻的。
诗歌与音乐相结合，是我国诗歌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传统。诗歌的韵律、节调和音乐的旋律、节奏，最早都是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论述文化的起源时，指出最早的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杭育杭育”，是劳动的节奏，也是诗歌和音乐的节奏。
“杭育杭育派”的作品就生动地体现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诗歌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容易记”。记得住，才能广泛流传。鲍狄埃写的《国际歌》由狄盖特谱上曲子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很快就传遍了世界。《东方红》的歌声，如今响彻了四方，家喻户晓。有一些优秀的曲子，也可以重新填词。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不就在群众中广为传唱，起着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吗？
诗的形式问题，不是雕虫小技。鲁迅说“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这就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要真正占领诗歌阵地，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把作品写得容易被群众接受。评判一种作品的优劣，首先要看它是否能有力地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又是为内容服务的。诗歌如果没有节调，没有韵，不能唱，即使有着好的思想内容，也不能在群众中流传。
诗歌创作要扎根于人民生活，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才能不断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推动诗歌形式上的革新。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强调了民歌在诗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了诗人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性。向民歌学习，不能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仅仅从形式上模仿而不表现群众的思想感情，就难免很快把它“弄得变成僵石”。鲁迅这段分析告诫我们：学习民歌，首要的是向民歌作者——广大劳动人民学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相一致。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工农兵群众改造世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本身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激烈的斗争不仅为革命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素材，而且为革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战斗的诗歌只能在战斗中发展。在当前这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让我们写出更多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诗篇，去鼓舞亿万人民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