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案复辟与“克己复礼”——读冯友兰新著《论孔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翻案复辟与“克己复礼”
——读冯友兰新著《论孔丘》
金哲文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继续批孔，有助于我们认清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真面目，以及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要知道孔丘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干了些什么坏事，可以读一读冯友兰先生的新作《论孔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出版）。冯友兰先生过去搞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很长时期是尊孔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对自己过去的尊孔思想作了自我批判。他从旧营垒中来，对孔丘其人了解较多，反戈一击，戳穿了孔丘的伪装，比较准确地批判了孔丘的反动思想体系。
孔丘生活的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复辟、倒退和革新、前进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孔丘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顽固坚持复辟、倒退路线。他对当时革命的大好形势，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极端仇恨，狂叫“天下无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向坚持革新、前进路线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发起了猖狂的反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发誓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建立一个“东周”。一句话道破了他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目的。为此，他抛出了一条“克己复礼”，即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政治纲领。
《论孔丘》的作者在书中紧紧抓住这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对孔丘的思想政治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批判。作者认为：“克己为了复礼，复礼就是复辟奴隶制”，“克己复礼”这四个字，是孔丘的政治纲领，也贯穿在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今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从本质上说，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是一路货色。
为了达到“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目的，孔丘鼓吹一套“仁爱”、“忠恕”的虚伪说教，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讲仁德的“救世主”。《论孔丘》的作者，过去曾经把孔丘鼓吹的这些东西，解释为“爱一切人”，“平等待人”，认为它体现了“博爱”、“平等”的精神。现在，作者认识到，孔丘的这些说教“纯粹是欺人之谈”。孔丘讲“克己复礼为仁”，这就说明，他所讲的“仁”，本身就是“克己复礼”；在孔丘看来，一个人的言行只有都合于奴隶制的“礼”，才能算有了“仁”的品质。因此，孔丘“所爱的实际上只是一小撮奴隶主贵族”。所谓“泛爱众”，其实也无非是“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即用一点小恩小惠笼络人心，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以维护奴隶主的反动统治。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则更是明白地要把人们的行动定死在奴隶制的“礼”所规定的阶级地位上和社会关系中，不准越出一点。实际上也就是复礼的途径。
宣扬虚伪的道德说教，利用小恩小惠欺骗被压迫者，腐蚀被压迫者的革命斗志，这是一切没落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惯用手法之一。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以一副最讲“仁爱”，最关心国民经济发展，最关心人民生活的姿态出现。他反对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说什么不管是白专的、毛病大的、“有怪脾气”的人，都要“关怀”、“支持”，甚而要“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这不过是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目的在于把知识分子当作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事实是，对于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点也不讲什么“仁爱”，而是排斥和打击的。当年的孔老二，不就是一边口喊“仁爱”，笼络一些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不满的“逸民”，一边挥舞屠刀，残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并且主张残酷镇压造反的奴隶们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利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愿望，鼓吹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人们引向追求“土豆烧牛肉”的斜路上去。孔老二是极其轻视生产劳动的；可是，就在他大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时候，也讲到他“所重”的是人民、粮食等等（见《论语·尧曰篇》）。这就清楚地说明，他
“关心”这些的目的还是“克己复礼”。
《论孔丘》的作者，在书中还着重分析和批判了孔丘搞复辟倒退的形而上学理论——“中庸之道”。作者指出：这种折中主义的“中庸之道”，宣扬要“用其中”，“和为贵”，反对“过”和“不及”。所谓“中”的具体规定就是“礼”，其要害就是永远保持统一体的平衡，反对任何质变。所谓“和”，就是用调和代替斗争，搞“合二而一”。由此可见，“孔丘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就是要挽救已经破坏了的奴隶社会的平衡，反对‘过’和‘不及’。在他看起来，一切变革都是‘过’，不努力保护奴隶制都是‘不及’。”作者说，他过去对儒家的
“中庸”、“中和”也曾大肆宣扬，并妄称这是“中国哲学之精神”。现在认识到，所谓“中”、“和”，是一种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强盗逻辑，是一种“反辩证法的‘合二而一’论”，是为孔丘“拨乱世，反诸正”的“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服务的。这个“中庸之道”充分暴露了“儒家学说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斗争哲学和“中庸之道”，从来就是根本对立的两条政治思想路线。要革命就必须批判和破除“中庸之道”，反对革命就必然拣起“中庸之道”这个破烂武器。这是已经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条规律。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一次用“中庸之道”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的新生事物是“过正”，叫嚷“过正的总不是正，应该调整过来。”他们竭力反对革命群众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在他们看来，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变革都是“过”，凡是不努力保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都是“不及”。因此，都必须“用其中”，统统把它“正过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也是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搞出来的。把“安定团结”提到“总纲”的位置，实质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把经济和政治并列，也提到“总纲”的位置，实质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对“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革命不能讲“温良恭俭让”，“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而“中庸之道”是要取消革命，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用“中庸之道”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反对革命人民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反对限制他们最心爱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鼓吹的折中主义谬论，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是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服务的。
孔丘是顽固地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家，是搞复辟倒退的祖师爷。几千年来，他的反动思想为历代反动没落阶级所利用。由于孔丘这个“巧伪人”善于伪装，又经过了历代反动统治者的百般美化，要使广大群众都认清他反动的真面目，还必须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反复地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