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春苗——记扎根草原当赤脚医生的大学毕业生贺桢令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草原春苗
——记扎根草原当赤脚医生的大学毕业生贺桢令
一九七五年秋天，正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位牧民装束的蒙古族青年，应邀到沈阳医学院给应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作汇报。他就是大学毕业当赤脚医生，被贫下中牧誉为“草原春苗”的贺桢令。
贺桢令回到了离别二年多的母校，心情很激动。明天就要汇报了，该讲些什么呢？有人对他说：“现在上头有指示，不让强调社来社去，你就讲讲你的革命精神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所谓的“上头指示”，使贺桢令的心情不能平静：难道坚决贯彻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朝农经验错了吗？晚上，他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越琢磨越感到那个所谓的“上头指示”不对味。他下定决心：不管那个“上头指示”是什么来头，既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坚决抵制。
第二天，在汇报大会上，贺桢令精神抖擞地走上讲台，开门见山，就讲社来社去。他用自己大学毕业当赤脚医生的斗争实践，热情洋溢地宣传了社来社去的革命意义，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博得了母校师生的赞扬。
贺桢令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进入沈阳医学院学习的工农兵学员之一。入学前，他从赤峰市下乡插队，在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新浩特大队经受了两年多的锻炼。在贫下中牧的再教育下，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对草原，对贫下中牧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冒着倾盆大雨为老贫牧、五保户打草、苫房；曾经两次跳进乌尔吉木伦河，与滚滚的洪水搏斗，抢救集体财产和牲畜；曾经四十多天没脱衣服，为护理一位因公负伤的贫牧社员熬红了眼睛……。贫下中牧说：“小贺比我们的‘赛乎’（好儿子）还要亲，他做的好事，象草原上盛开的野百合花，数也数不清。”
一九七○年秋天，当上级决定让新浩特大队选一名青年去沈阳医学院学习时，贫下中牧一致推荐了贺桢令。开始，早已决心扎根草原当一辈子新牧民的贺桢令，还有些犹豫。贫下中牧看出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个大学你应该上，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草原牧民的关怀，我们这里是多么需要一个跟贫下中牧贴心的好医生啊！”贫下中牧的期望深深地触动了贺桢令。他清楚地知道，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新浩特大队缺医少药的情况还很严重，去公社卫生院看一次病，就得往返八十多里。有一年，贫下中牧以每月几十元的代价请来一位医生，但是，他嫌这里偏僻、艰苦，没呆多久就走了。贺桢令想起这些，向贫下中牧表示，自己上了大学以后，一定重新回到草原上，做一名同贫下中牧贴心的赤脚医生。
贺桢令上了大学，心连草原。在他上大学期间，新浩特大队七十九户贫下中牧，家家都收到过他写回的汇报信，或者学习材料、宣传画。几乎封封信里，都表示了他要重返草原的愿望和决心。一九七二年寒假，他没有先回家探望父母，而是回到新浩特大队和贫下中牧一起过春节，利用假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贫下中牧防病治病。贫下中牧高兴地说：“从前的念书人，越念离咱越远；现在，越念离咱越近了。这真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好啊。”
三年过去，贺桢令从大学毕业了。当时，学校的毕业生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当医生，拿工资。但是，毕业前夕，贺桢令找到学校领导，重申了他的决心：回新浩特大队去当赤脚医生，挣工分。学校了解贺桢令的愿望，支持了他的革命要求。但是，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盟里，有关部门又要把他留到盟防疫站工作。贺桢令坚持要求回队当赤脚医生。当时，因为盟防疫站马上需人下乡去调查一种地方病，小贺只好先积极地投入工作，但是思想上一直很不平静。他想：医务人员，城里需要，边远的草原牧区更需要。作为一个工农兵大学生，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做一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贺桢令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讲需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需要。贺桢令越想越领会到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深远意义，要求回到草原上当赤脚医生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带动同来的两名同学，一起向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再次申请回草原当赤脚医生。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新浩特大队的贫下中牧闻讯，象是参加草原上的那达慕盛会一样，兴高采烈地出村二十多里欢迎贺桢令归来。
回到草原，贺桢令的革命热情象火一样炽烈。他背起药箱，挨家挨户地走访贫下中牧，起早贪黑地采药制药，恨不得把合作医疗站办到每个贫下中牧的心坎上去。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正摆在他的面前。原来，在小贺上大学期间，从外地迁来了一个名叫官布的喇嘛大夫，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施展手腕拉拢干部，欺骗群众，在新浩特大队落了户。他利用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行黑医，卖假药，还大肆散布封建迷信思想，与合作医疗唱对台戏。只一年多时间，他就通过非法行医，发了横财，粮食成垛，牲畜成群，平地盖起了七间房子。
贺桢令大学毕业回队当赤脚医生，并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站长后，官布感到形势对他不利，便四处散布流言蜚语，妄图把贺桢令压倒、挤走，把合作医疗搞垮。
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贺桢令以高度的阶级警觉性，详细地调查了官布破坏合作医疗的非法活动，并向大队的一个干部作了汇报。可是，这个干部却说：“我们欢迎你回来当一名好医生，但你不要和老大夫闹纠纷。”贺桢令指出：“这是医疗卫生领域里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怎么能说成是个人纠纷呢？你不要忘了阶级斗争啊！”这个干部听不进去，不耐烦地走了。贺桢令并不气馁，他决心同那个坏家伙斗下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揭露官布破坏合作医疗的丑恶嘴脸。
官布利用行黑医，逃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千方百计骗取贫下中牧的财物。有一次，他给一个社员的小孩治感冒，竟然要了一只羊作为报酬。
贺桢令坚持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他经常利用早、午、晚间给贫下中牧防病治病，白天总是同社员一道出工。遇到急诊时，他往往三顿饭并作一顿吃，或者一顿饭分作几次吃，几宿觉并作半宿睡。有一天，小贺收工后，照常去患者家里巡诊，天黑才回到合作医疗站。晚饭还没有吃，接连有社员找他去看病。他的饭，三次从炉子上端下来都没有吃成。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合作医疗站一看，昨天的晚饭已经冻成冰坨了。
小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越来越赢得了社员们的喜爱和信赖。官布见势不妙，到处吹冷风，说“现在的大学生不行，别看贺桢令的腿勤快，要说看病去根，还得靠咱这多年的喇嘛大夫。”但是，铁的事实给了他一个迎头痛击。一次，贫牧社员代金宝的老母亲病重了。官布溜去一摸脉，连说是“绝脉”。代金宝十分焦急地求治。官布冷笑着说：“再高明的大夫也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代金宝只好含着眼泪为母亲准备后事。这时，贺桢令闻讯赶到，他当面戳穿官布骗人的鬼话。为了抢救病人，小贺连续七天七夜守护在病人身边，终于使她转危为安。代金宝激动地握着小贺的手说：“究竟谁有资格当我们的大夫，谁是我们的贴心人，谁是害人精，我越看越清楚了。”
官布节节败退，便寻找新的对策。他让人给小贺送去了猪肠、猪肉，妄想用糖衣炮弹把小贺“软化”。但是，贺桢令把他送来的东西拿到群众大会上示众。官布气急败坏，使出更加卑劣的手段，挑唆大队的那个干部把贺桢令担任的合作医疗站站长的职务撤掉。贫下中牧听说后很气愤。他们纷纷找到那个干部提出意见，找到小贺鼓励他坚持斗争。
不久，中共巴林左旗委员会了解到新浩特大队的斗争情况，及时派来调查组，发动群众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官布原来是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斗、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富农分子。大队那名被官布拉拢的干部，在群众帮助下受到教育，检讨了错误。在斗争中，贺桢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贺桢令和新浩特大队的贫下中牧积极投入战斗。他们用事实有力地批判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行径。贺桢令在这场斗争中，觉悟进一步提高。他表示，要永远扎根草原，当一名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在斗争中经风雨，更加茁壮地成长。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