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与“整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元祐更化”与“整顿”
蒋昭义
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借“整顿”之名，行反攻倒算之实，又是他们袭用不已的老谱。北宋司马光等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即是一例。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法家，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他在宋神宗（赵顼）的时候当宰相，推行青苗、均输、免役等一系列新法，想要抑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这次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的竭力反对。当时的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反动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攻击王安石的新学、新法是心腹之大患，乱世之祸根，叫嚣“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他们一边对王安石施行人身攻击，一边竭力推举司马光上台收拾局面。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一○八五年），司马光一上台，就大搞“整顿”，把王安石推行新法十余年的成果，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整”得几乎一干二净。这就是历史上的“元祐更化”。什么叫“更化”？就是更改新法，“化”回“祖宗旧法”的老路上去。
从这一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法与旧法之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司马光等顽固派攻击王安石“尽变祖宗旧法”，“成者毁之，弃者取之”，无非是说，推行新法把他们赖以存在的旧秩序、旧制度冲垮了，危及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命根子。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一下子冒犯了大地主、大商人、官僚士大夫的利益，尽管只是小有改革，并非革命，顽固派也非要拚死反抗不可。
顽固派要翻案，总是把自己说成是救世主，而把一切推行变革的人们说得一无是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他们借“整顿”之名、行翻案之实的卑劣目的。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上台以后，就举起“整顿”的屠刀，对新法大杀大砍起来。可是，司马光诋毁新法的理由，全是谎言、诽谤罗织起来的。例如，为了废除免役新法，恢复差役的旧制度，司马光一再掩盖真相，歪曲事实。他说，来自居民中几千封奏章“没有不说免役法之害的”。经过革新派章惇的调查，实际状况是讲免役法“为便者，亦自不少”，而司马光故意把这些奏章隐瞒起来。司马光危言耸听地夸大新法的缺点，说免役法驱迫贫民，弄得老百姓荡尽家产，流移无归，或转死沟壑，或聚为盗贼。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被章惇用事实一一揭穿。顽固派不择手段地编造这些愚蠢拙劣的伪证，无非是为了证明翻案有理，革新有罪，为“整顿”制造借口。
象司马光这类顽固派头子，对王安石变法是从来没有认过输的。有些顽固派在变法斗争中失败了，被逐出朝廷，但他们翻案复辟之心不死。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吕诲的，在他临终咽气的时候还鼓动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也即复辟仍有希望），君实（即司马光）勉之！”自己不行了，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同党身上。司马光自己也叫嚷过：不把新法铲除干净，“死不瞑目”。基于这种顽固到底的反动立场，一旦复辟条件成熟，在“整顿”的时候手段也就特别毒辣。司马光等残暴地打击和迫害革新派，贬逐的贬逐，逼死的逼死。相反，对王安石变法时期被赶下台的文彦博、吕公著等顽固派，则说成是“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将他们一一官复原职，使他们“毕集于朝”，弹冠相庆，纠集起一股翻案复辟的恶势力。顽固派扼杀了新法，而他们自己又干了些什么呢？清初王夫之对此曾有一概括的论述：“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进一人则曰此熙丰（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的年号）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兴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宋论》卷七）总之，同新法对着干，开历史的倒车，结果搞得国家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外族入侵，连年不绝。
从“元祐更化”这一历史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到，顽固派的所谓“整顿”，就是翻案、复辟的代名词。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的“整顿”，同司马光等顽固派如出一辙。他以“整顿”为幌子，网罗他认为“可以倚信”的“国之老成”，即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打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他以“整顿”为幌子，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要把文化大革命“所兴”的都“革”掉，把文化大革命“所革”的再“兴”起来。总之，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他与司马光不同的是，司马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他是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比司马光多了一层骗人的“老革命”的画皮。邓小平提出“整顿”的口号，说是为了“四个现代化”，理由比当年司马光恢复祖宗旧法更加冠冕堂皇，格外振振有词。但是，说穿了，邓小平与司马光一模一样，无非是借“整顿”之名，搞反攻倒算，搞翻案，搞复辟。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愿望相反。“整顿”也好，其他的名堂也好，都挽救不了他们彻底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