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育——记山东省荣成县委成员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事迹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不忘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育
——记山东省荣成县委成员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事迹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中共山东省荣成县委成员，不论是年过半百的老同志，还是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青年干部，不忘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都能比较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当“官”不象官，劳动带头干，不搞特殊化。看到这一切，人们称赞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把教训变为财富
为什么有的人在民主革命阶段能够积极工作，而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却不那么积极，甚至犯了走资派错误？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中共荣成县委成员经常研究和讨论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荣成县委多数成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刚参加革命那阵子，一不讲报酬，二不论职位，一个心眼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打日本侵略者，打蒋介石。进城以后，职位高了，薪水多了，有的人逐步脱离了群众，不想前进了，有的人甚至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
这些同志为什么民主革命关能过得去，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就过不去呢？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使县委“一班人”提高了认识。他们认为，尽管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以后，这些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识不清，特别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触及到自己的既得利益时，就抵触起来，甚至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不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对资产阶级法权不是自觉地去限制它，而是去扩大它、强化它，就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认识提高后，县委成员决心把教训变成财富，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继续革命。为此，县委约法四章：一、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二、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县委成员除每年都要到农村当一个月社员外，在农村、工厂蹲点时也要经常参加劳动。三、不吃请、不受贿，不搞特殊化。四、实行轮流值班制度，除留下二人坚持机关工作外，其余全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如今，从县委书记到常委，大部分时间工作在基层，他们不分什么上下班，不分什么节日和假日，勤勤恳恳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掌权不搞特殊化
荣成县委“一班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自己，是让自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如果利用职权来谋取私利，或者把自己过去为党做了一点工作当作向党、向人民伸手的资本，要照顾、闹特殊，那就要脱离群众，脱离人民，不前进了，甚至还反对别人革命，以至会蜕变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县委“一班人”努力做到掌权不搞特殊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和群众分出“等”来。
县委书记马忠恩一家四口人，几年来一直和机关干部、职工住在一起，住房标准和一般干部相同。县有关部门曾多次要给他调整房子，他都没有去。去年，县委机关盖了几排新房，他主张把新房全部分给机关一般干部，自己却仍然住在原处。他对同志们说：“要继续革命，就不能有特殊感。如果今天要这个照顾，明天要那个照顾，慢慢地就会和群众分出‘等’来，甚至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官老爷。”他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熟人多，同事多，一些人想通过他走后门办私事，他都一律拒绝，并且还采取适当办法进行教育。他在荣成县是“老上级”，每到一地，有的干部总想专门给他做些好饭菜，但他说：“我和大家一样工作，就应该吃一样的饭菜。”坚决拒绝搞特殊化。他对家里人也这样严格要求。一次，他见老伴没买票就要去礼堂看电影，便把老伴拦住，要她和别人一样买票入场。
在马忠恩同志的影响下，县委“一班人”逐步形成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好风气。县委成员自觉做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县委常委在机关每天和同志们一样，自己打水、扫地；到基层蹲点，和社员们一样推车、收割、耕种；平常看电影和大家一样买票，陪同客人吃饭按标准付钱。县委机关虽然有了小汽车，绝大部分常委却仍然坚持骑自行车或步行下乡。
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使荣成县委成员更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认识到脱离劳动就容易脱离群众，就容易变修。因此，他们把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坚持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当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措施。县委成员做到：蹲点时就队劳动，跑面时就地劳动，在机关的就近劳动，一扫过去坐守机关、脱离劳动的旧习气。
年近六十岁的县委副书记龙启芝，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过去由于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渐渐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批评教育。他重新担任县委领导工作以后，就带着劳动工具，手推胶轮小车，来到了毛主席批示过的黎明大队蹲点劳动。在那些日子里，他白天和社员一起上山干活，晚上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和贫下中农吃一锅饭，睡一个炕。老龙在劳动中改造了思想，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使老干部保持着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旺盛的革命斗志，同时也使青年干部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
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陈兴吉，担任县委常委后，他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青年干部怎样才能不辜负阶级的委托，做到地位变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本色不变呢？老干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斗争实践，使他深刻体会到：要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参加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几年来，特别是他兼任公社党委书记以来，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机关工作再忙，时间再紧，身体再累，也要见缝插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经常检查自己，看看手上老茧退了没有，不断给自己敲警钟。他常说：参加生产劳动，对老干部十分重要，对我们这样的青年干部更为重要。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使我们永远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变不变修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自己所在的单位会不会搞修正主义的问题。群众称赞说：“这些青年人胜过老一代打土豪、分田地时的那股子劲。有了这样的接班人，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蓬勃向前，后继有人呢！”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