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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 天津大批干部到基层和群众“三同” 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共同批邓,并肩劳动,充分显示出新型干群关系 干部向群众学习受到深刻教育,总结推广群众的新鲜经验取得领导运动主动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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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6-06-23
第1版()
专栏:

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
天津大批干部到基层和群众“三同”
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共同批邓,并肩劳动,充分显示出新型干群关系
干部向群众学习受到深刻教育,总结推广群众的新鲜经验取得领导运动主动权
新华社天津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电 在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鼓舞下,自四月份以来,天津市各区、县、局、公司的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带领近两万名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与广大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热情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认真总结、推广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不断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向深入。
广大干部到基层和群众实行“三同”,是中共天津市委为了推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深入发展而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市委为此专门发了指示。在很短时间内,成千上万名干部走出办公大楼,深入到批邓斗争第一线,在车间班组、田头地边,在政治夜校、批判会场,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共同批邓。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一身油泥一身汗,充分显示出干部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
深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第一线的广大干部,亲眼看到群众斗争的火热场面,亲耳听到群众抵制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动人事迹,从中受到很大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伟大意义的认识。去年,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传到了天津建华仪表厂。这个厂的党支部书记认为,“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不妥当,没有突出党的基本路线,他把本厂一份材料上的“三项指示为纲”全部改成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类似这样的一些活生生的事实,使来到基层的干部们深刻认识到,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反修必须批邓。纺织工业局一个干部到第三棉纺厂和工人“三同”过程中,了解到一个青年工人在一个月之内阅读了六十篇鲁迅的文章,写了一篇很有水平的批判邓小平攻击新生事物罪行的稿件。这个干部深有感触地说,“这样好的批判文章,我们机关干部是写不出来的。下级水平往往高于上级,群众往往高于领导,这是千真万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使各级领导干部深深感到,革命的领导干部只能站在运动的前头,不能落在群众的后面。因此,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普遍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第一轻工业局、第二机械工业局、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等单位的领导班子,经过认真讨论都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措施,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决心做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模范,带头深入批邓和抓革命、促生产。
许多干部到基层单位后深深感到,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强烈愿望,广大群众在学习中接受最快,理解最深。他们和群众一起学习,互相取长补短,加深了对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理解。许多干部来到基层后,同基层单位的理论骨干和工农群众组成三结合的理论学习小组,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产生的政治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等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主席重要指示的理解。天津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书记李华在机关学习时,对有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理解得不够深刻。后来,他到天津水泥厂和工人实行“三同”,看到工人们学习列宁关于“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的教导,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努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破除资产阶级雇佣观念。工人群众这种自觉革命的精神对他很有启发,他深有感触地说:
“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改造世界观,放下官架子,和群众划等号,而顽固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那就会变成走资派。”
深入到基层单位的天津市各级领导干部,在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基础上,注意了解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推广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不断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向深入。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胡玉坤到基层和工人“三同”过程中,发现班组学习时间短,内容多,讨论不易深入,影响学习效果。后来他到市第二建筑公司二工区耿立新瓦工组和木构件厂大锯组等四个班组同工人一起学习时,发现群众创造了“分组分题,个人准备,小组议论,大组批判”的好办法,使学习讨论比较深入。胡玉坤总结了群众创造的这个经验,并在全局推广,使班组的学习、批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他的带动下,这个局各级领导干部都纷纷深入班组,在与工人“三同”的过程中,发现和总结了一百五十五个班组学习与批判的新鲜经验,对全局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天津印刷工业局有一位党委副书记,带领机关干部到人民印刷厂三车间和工人实行“三同”,他们经常和工人一起分析运动进展情况,遇到问题就向群众请教。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有的人认为,邓小平罢了官,批邓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时,他们就总结推广了三车间搞理论讨论会的经验,使全局各个企业广泛开展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理论研究,掀起了学习、批判的高潮。
天津市广大干部通过深入基层和群众实行“三同”,知道群众在想什么,在干什么,进一步懂得了群众的感情,了解了群众的愿望。他们的这一行动,猛烈地冲击了邓小平所鼓吹的“官贵民贱”、“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思想。天津市委宣传部一位三十二岁的副部长,自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以来,一直深入郊区生产队,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干活,晚上同贫下中农一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带头批判邓小平。他担任副部长以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或基层商店,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保持了工人阶级的本色。天津市造纸公司六十多岁的党委书记徐建,抗日战争时期是白洋淀雁翎队的政委。现在虽然体弱多病,还是经常深入基层,走车间串班组,和工人谈思想,聊家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近,他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时,回顾了自己的经历,深有体会地说:“在和群众的关系上,我经历了三个过程。在战争年代,我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同抽一袋烟,和群众是鱼水关系;进城以后,官做大了,薪水高了,逐渐脱离了群众,变成了油水关系;文化大革命前,我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群众对立起来了,成了水火关系;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使我重新回到群众中来,我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永远把心和群众贴在一起,把汗和群众流在一起。”(附图片)
天津站工人出身的革委会副主任徐福生,到领导岗位后,经常参加生产劳动,和调度员研究生产情况、安排生产计划,保持着工人阶级的本色。这是他在指挥调车。 新华社记者摄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小将廖平(左),在担任大庆油田油建指挥部土木预制厂党委书记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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