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从何而来 广西桂林钢厂工人理论小组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工农兵论坛

效率从何而来
广西桂林钢厂工人理论小组
自从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叫喊要“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之后，苏修的宣传机器纷纷鼓吹整顿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率，完成定额要求。焦灼之情，跃然纸上。
苏修当局之所以如此焦急，并不是没有缘故的。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计划完成不了，困难重重，陷入长期无法解脱的危机之中。据苏修报刊透露：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工业，“每年平均有五分之一的企业没有完成劳动生产率增长任务”；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工业也存在生产效率低下的恶劣状况。苏修喉舌《真理报》公开埋怨许多企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指出“最近几年建成的大约一半工厂、车间和生产单位在一系列重要指标上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设计水平”。因此，勃列日涅夫集团不得不想方设法要“整顿”一番。
苏修当局有什么“灵丹妙方”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呢？用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就是把“物质刺激”同“严厉的无法逃避的制裁措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一手拿着金钱作诱饵，一手挥着棍棒来威吓。谁肯卖命，多赏几个卢布；谁不好好干，就给予严惩。这正是苏修叛徒集团沿袭历来剥削阶级提高劳动强度的那一套，以此来加强压迫和剥削苏联工人阶级。这充分暴露出这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择手段地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凶恶面目。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21页）
但是，今日苏联生产效率的低下，是苏修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决不是勃列日涅夫之流采取卢布加棍棒的办法所能改变的。
生产效率从何而来呢？人的劳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劳动的社会性质也不同。在剥削制度下的劳动是强制劳动，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总是受到限制和破坏。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的劳动”，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3卷第393页）他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工人阶级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自觉地进行劳动，使得苏联的生产高速度地发展。然而在今天的苏联，资本主义已全面复辟，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苏联统治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变成了压迫与被压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因此，苏联的工人群众不但没有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而且还经常以旷工、怠工、磨洋工等作为反抗苏修反动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手段。苏修报纸就透露过这样一些情况：格鲁吉亚“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整天整天地损失劳动时间和班内停工，致使共和国工业少生产了价值五亿七千万卢布的产品，几乎占全年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立陶宛“在建筑材料工业部的企业中，一九七五年的旷工天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轻工业部的企业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这有力地说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苏联工人阶级的斗争必将日益发展，直到打碎苏修统治集团的铁锁链，重新成为苏联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