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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型的干群关系 大寨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邓小平对着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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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6-07-07
第2版()
专栏:

社会主义新型的干群关系
大寨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邓小平对着干
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重要批示,总结干部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同邓小平拚命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在大寨,人们看到社会主义新型的干群关系,这是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幼芽。大寨干部和社员之间是同志式的关系,社员称呼干部从来不叫这书记那队长,总是喊名道姓,显得十分亲热。在地里劳动,干部和社员的汗水洒在一起,重活并肩挑,苦活抢着干,分不出那个是干部、那个是社员。地头休息的时候,干部和社员身挨身坐在一起,读报、开会、谈心、唱歌,愉快得很。大寨的干部个个是普通劳动者,平等待人,没有半点官架子,都保持着庄稼人的老样子。从大寨干部身上,可以看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具有强大的力量。
不 变 为 了 防 变
到大寨参观的人,亲眼看到大寨的山变、河变、地变、村变、路变,但是,大寨干部劳动人民的本色永不变。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轻干部,都是两手老茧,两腿泥。
大寨的干部说:“不变是为了防变。”“不变是为了防变”,这已经成为大寨干部耳边常鸣的警钟。大寨的一批干部,几十年如一日,为什么能够朝气蓬勃地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斗,不掉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大寨党支部经常提醒干部注意: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由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小生产以及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对于反修防修是非常必要的。要警惕昨天刚刚批判了走资派,今天自己变成走资派。
去年四届人大闭幕以后,陈永贵同志一回到大寨,就到地里和社员一块干活。直到去北京临走的那天,永贵同志领着大寨的接班人郭凤莲,从这个山梁走到那个山梁,一边看大寨的山河新变化,一边谈论着大寨今后的新规划。这两代人在虎头山顶的一棵大树下停下来,永贵同志指着挺拔茁壮的大树说:“你看,这棵我们合作化时亲手栽的小树,在风雨中长得多旺呀!我们的干部也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成长,一茬又一茬。”接着,他又说:“小树变大这不难,难的是干部如何代代革命不变质!”凤莲说:“听毛主席的话,是大寨的老传统,千变万变,干部参加劳动永不变。”永贵点头说:“对,这一条,不光你们年轻人不能变,包括我在内也不能变。”
郭凤莲踩着老一辈的脚印走,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抓得很紧的。有一次,她从墨西哥访问回来,上午回到大寨,下午有人去找她谈工作,可她住的家门挂了锁,人已经扛着锄头下地去了。今年春天下种最紧张的时候,她和男社员一样,一天三出勤,两顿饭挑到地里吃,几十天的繁重劳动,累得她脸消瘦了,有人劝她早上不要下地了,可是她说:“俺是大寨红旗的接班人,老一辈的好传统不能丢,反修防修的脚印不能走样啊!”
郭凤莲说出了大寨干部的心里话。他们工作再忙,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条,是什么风也吹不动的。在大寨,对内对外,事情特别多,工作忙给干部参加劳动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大寨干部认为,如果因为工作忙,就可以少参加劳动或不参加劳动,反修防修就没有保证。因为人变修往往从懒惰开始。他们为了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把大量的工作放在晚上做,放在饭前饭后休息时间做,白天没有特殊情况,决不呆在村里办公。在大寨,每天起得最早的是谁?是干部。每天睡得最晚的是谁?还是干部。他们有时夜里开会到天明,不回家休息,照样扛起工具和社员一同下地;有时外出开会,临走前的一个半个小时还在地里劳动,开会回来,跳下车就又下了地;有时接送外宾,剩余的一些时间也要到附近的地里干活。他们就是这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挤时间去参加劳动,用汗水冲掉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
干 部 和 社 员 划 等 号
毛主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大寨干部自觉批判和限制人与人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和社员划等号。他们非常强调要有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大寨干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邓小平的这种谬论。
大寨干部历来认为,当干部不忘劳动,忘了劳动就不能当干部。既当干部,又是社员,干部永远是普通劳动者,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只能平起平坐,不能高人一头,等号要天天划,划一辈子。梁便良原来是旧社会讨饭的娃娃,解放后,当过
“老少组”的副组长,后来担任过大队团支部书记,现在是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二、三十年来,他职位变了,但“我也是一个社员”的思想永远没有变。他经常这样想:旧社会,咱给地主扛长工,地主不劳动,剥削咱,咱是啥滋味;现在,阶级关系变了,咱当了干部,掌了权,如果也不劳动,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那和地主有什么两样,贫下中农又是啥滋味!因此,他对自己参加劳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春天挑粪,他的粪筐装得最满;夏天锄苗,他流的汗水最多;冬天修地刨冻土,那里最硬他到那里;遇到危险活,他把社员喊下来,自己冲上去。他认为,为革命比群众多吃苦就是快乐。象梁便良这样同社员划等号的事,在大寨是很多很多的。老干部贾进才、贾承让、宋立英、贾来恒等是这样,年轻干部贾存锁、贾长锁也是这样。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回顾一下大寨大队四任会计走过的道路,是很发人深思的。早在刚办社时,大寨文化人很缺,有一个高小毕业的富农子弟,群众让他当会计,他提出当会计就不劳动,劳动就不当会计。贫下中农不要这号不同他们划等号的人,推选了识字不多的贾承让担任会计。贾承让当会计手脚勤,不忘劳动;手脚清,不贪污。群众信得过,后来选他当了大队长。贫下中农又选贫农的儿子赵素恒担任会计。开始,素恒坐办公室多了,党支部又让他到第一线过劳动关。等他同普通社员划对了等号,又批准他担任会计。以后,素恒担任了支委,还被推荐上了大学。第三任会计赵存棠,刚上任时,劳动和工作都不错。后来他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劳动少了,贫下中农感到自己的子女也有不和自己划等号的危险,就把他重新放到第一线劳动锻炼。第四任会计是年轻党员贾来锁,现在他白天劳动,晚上办公,继承了老一辈的好传统。从培养四任会计的经验教训中,大寨党支部认识到,干部同社员划等号,这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旧土壤上,随时有生长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因此,培养新干部,一定要注意改造“旧土壤”,防止资本主义的毒芽生长。
大寨干部还认为,要坚持同社员划等号,绝不能利用职权搞特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吃苦在群众前头,享受在群众后头。他们和社员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队里分粮分菜,他们的家属和社员一样,从不特殊。他们劳动和社员一块记工,一块评分。在每年秋后的评分会上,专门审查干部的工分是不是评的比同等劳动力的社员高,干部家属的工分是不是评的比同等劳动力的社员高?高了的,要降下来。大寨的男干部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四、五十天,女干部每年劳动也在三百多天以上,除了大队会计适当给一些补贴工外,其他干部多年来都不要补贴工了。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干群鱼水般的关系
大寨干部通过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汗水和群众流在一起,心和群众贴在一块,同广大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这对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是个有力的批判。
大寨的干部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他们事事、处处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社员生了病,干部上门看望;社员因公负伤,干部几天几夜守在身旁;有的老年人吃水不方便,就把他们的家换到离自来水管最近的地方住;有的老人胃口不好,干部就从队里换给他们一些豆子、小麦等细粮,调剂生活。老干部过年过节去替饲养员、牧工劳动,现在这个好传统已被青年干部接过来了。青年干部贾长锁上任的第一课,就是过节替饲养员去喂猪。多年来,老一辈干部每当过年过节,就搬着铺盖到饲养室,替羊工上山放羊,替饲养员喂牲口,让羊工、饲养员回家休息。干部这样做,心和群众贴得更紧了,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干部关心群众,群众更加爱护干部。在大寨,群众看到干部的缺点和错误,能够当面锣、对面鼓地提出来,干部也能虚心接受。干部觉得,群众对干部有意见,提得及时,改得快,工作少受损失,对党对人民都有利。有一次,在后底沟搬山填沟造平原的工地上,几个干部划了一条大坝线,社员们已经动工垒坝了。可是,一位老贫农提出了意见,建议改一改大坝线。这条大坝究竟该不该改一改?支委们在地头和群众商量。经过细致的测量,认为老贫农的意见是对的,于是重新划了一条大坝线。社员们说:“干部走群众路线,咱垒的是民主坝,心里痛快,劲头大。”
鱼离不开水,干部离不开群众。人民群众是大海。干部的智慧从那里来?就从这里来。大寨干部搞阶级斗争,靠群众;搞生产斗争,靠群众;搞科学实验,靠群众。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由于大寨干部和群众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这种积极性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们斗阶级敌人,斗修正主义,斗资本主义,斗资产阶级,斗走资派,大干社会主义,“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邓小平那样的走资派完全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所代表的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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