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的来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新闻工作

　　报纸编辑部怎样处理劳动者的来信？
Ｄ·别卡索夫
和读者经常合作，和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是布尔什维克报刊所独具的一个特点。
读者的来信——是一个无尽藏的源泉，从这个源泉里流溢出劳动群众本身的生动而有创造性的思想。依靠这种生气蓬勃的源泉，可以使我们的报纸丰富起来，可以使它成为富有生命的、战斗的和有力量的报纸，可以帮助它胜利地完成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指出，布尔什维克报纸可以“……建立起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无形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其力量而言，等于任何群众性的传达的工具”（“布尔什维克报刊”，第二部，九十四页）。这一重要任务，我们的报纸正在不断的完成中，它所采取的方法，便是广泛的用各种方式和群众联系。在这些方式当中，读者来信，就其本身意义言是占有特殊地位的。
来信的价值，是在于来信作者本身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真正熟悉生活，按照加里宁的说法，他们“不是要有所隐蔽的人物，而是要有所说明、有所解释的人物”。通过报纸，可以引导劳动群众进入国家的建设事业中去。
我们都知道，列宁是如何重视党报和它的读者之间以及和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列宁把劳动者的来信视作一种晴雨表，由于它，可以避免政策上的许多错误，并且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顾到现实，顾到实际的情况，而使政策尽可能更加正确。关于这种思想，斯大林同志也曾经谈到过。他谈到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时，把他们看作是“……暴露我们的缺点，纠正各地党和苏维埃的建设工作的基本杠杆”（同前第一四一页）之一。
列宁是热烈主张广泛地引导劳动群众在报刊工作中合作的。他认为有一个误解，便是一般以为“文学家，并且只有文学家（意即以此为职业者），才能成功地参加机关报工作”。列宁肯定地说：“相反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五个领导的和经常写作的文学家之外，还有五百个和五千个非文学家的工作者，机关报才能成为有生气和有生命的。”（《布尔什维克报刊》，第七三页，一九四○年版）
在沙皇专制时期，布尔什维克报刊被迫转入地下，那时列宁便不断地重复说：“多给工人们以可能，使他们能为我们报纸写作，使他们勇敢地写出一切，使他们尽可能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兴趣和工作——如果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便不值半文钱，并且也配不上社会民主党这个称号了。”（同前）
列宁和斯大林因为关心到使出版机关有生气、有生命，使“作者不感觉自己脱离读者”，所以对于布尔什维克报纸和读者、尤其是和工人之间的信件往还，极为注意。而布尔什维克报纸也一向是和自己的读者们密切联系着的，它们总是收到并发表很多来信。甚至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情况下，列宁仍然主张：“真正有生气的机关报，应该把寄来的信件发表十分之一，而利用其余的信件作为资料和对于作家们的指示。”（同前）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列宁又一再回过来谈到关于报刊中来信的问题。例如，一九二二年一月间他写信给卡尔宾斯基说： “你给我简短地写一个报告（最多不过二——三小页）
告诉我《贫农报》接到多少封农民的来信？
这些来信里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内容？
情绪如何？
当前的问题是什么？
能否每两个月收到一批信（下次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一）来信的平均数若干？
（二）情绪，
（三）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列宁文集，第二十四卷，五二二页）。
这一文件分明表现出了列宁对于在报纸上发表劳动者来信所抱的态度。列宁认为这些来信是报道新现象的可靠来源，而这些新现象是在生活中和在各地经常不断发生的。
列宁在写给《经济生活》的编辑的信中建议：“……多辟出些地位，给工厂、矿井、国营农场、铁道车厂、制造厂以及其他地方的通讯”（同上，四六一页）。
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报刊工作人员的指示，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报刊、尤其关于编辑部处理劳动群众来信的决议中得到了具体的表现。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报刊的决议中，即含有关于处理来信的原则性的决定和具体的指示。在这些决议中占着重要地位的问题，是尽量设法提高我们报纸的组织作用，是加强并增多其与群众的联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屡次指出不能容许的情形，便是有些报纸的篇幅上主要是被编辑部的职业记者的文章所充塞。这种不适当的作法，“和布尔什维克报纸的传统相抵触，并且是不能容许的”。（“党关于报刊的决议”汇编一九二页，一九四一年版）
一九三六年三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即“关于《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报和《星》报（彼尔米）处理劳动者来信的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于上述两报编辑部忽视劳动群众的来信的态度，曾加以严厉批评。两报编辑部当时有成千封信件没有作答，而所答的也时常是官样文章。信件处理得非常不好：有些信件一直原封不动的积压在编辑部职员手里，有些甚至毁弃或失掉了。
有些应当发表的信件不发表，却派人去调查信件的内容，这种作法，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不对的。中央委员会还指出不容存在的情况，便是在作信件调查的时候迟延缓慢，而报纸编辑部并不注意于终止这种迟缓现象；还有，便是有些来信揭发出若干缺点和丑事，而编辑部并不从事斗争以消灭这些缺点和丑事。不仅如此，并且时常把信件交付给作者所控告的人去调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继续说：“各该报编辑部把读者来信视为‘末节’，这充分表现出政治上的愚笨和无能，不会利用工农通信员的报道和呼吁，以提出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同前一六二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了《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报和《星》报对劳动者来信的不恰当的处理以后，并指出两报编辑部还有这样的倾向：即“……编辑部带着背离布尔什维克报纸及其传统的官僚作风，并有阻挠工农通信员，打击其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没有党性的趋向。这些报纸的编辑们，不看读者来信，也不在报纸上加以丝毫利用。他们忘记了在每一封来信的后面，有一个生气蓬勃的人，党要求这个人对于事务要敏感要注意。他们还忘记了报刊是‘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一条传动皮带。，（斯大林）……”。（“党关于报刊的决议”汇编，第一六二页，一九四一年版）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作出“改进省级报纸《铁槌》报（顿河罗斯托夫）、《伏尔加公社报》（古比雪夫城）、及《库尔斯克真理报》办法”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极明确的规定了报纸的基本任务（参看《文化与生活》第四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版）。各报曾奉命每日刊登劳动者的来信，敏锐地倾听读者的呼吁，编辑部收到的来信不许有一封弃置不顾，并要把处理来信的办法通知原作者。
中央委员会把处理劳动者来信的工作，看作全体编辑人员的重要任务之一。日丹诺夫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在联共（布）萨拉托夫地方委员会全体大会上的报告中，除说明地方委员会的其他缺点和错误之外，并指出对于报纸的领导极为薄弱，尤其重要的，便是地方委员会对于编辑部忽视劳动者来信的态度未能予以纠正：萨拉托夫的报社在一年之中归档的信件有三千三百封，交付调查的信件也有这样大的数目，但谁知道，实际上经过调查的信件究竟有多少；几百封信原封不动地在编辑部放了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读者来信组没有加强；读者来信组的主管人在一年之中更换了三次。
我们的办得好的报纸的经验，证明编辑部对于劳动者的来信越是多加注意，它收到的来信便越多，报纸便越辉煌鲜明、越内容丰富、越尖锐、越有作用。在这种条件之下，报社便获得无限的可能性，来反映出富有重大事件和显著事实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并能及时的纠正地方机构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样的报纸便一定可以避免明日黄花之讥。
假若编辑部及其各部门对于处理劳动者来信的工作不够重视，而把这一工作视为次要的和专门技术的，并以为这一工作只是读者来信组的事情，那么，连这个读者来信组也就变成了单纯的收发处，该组的工作人员们，也只是照例把信件转寄各团体和各部署。在这里没有认真的阅读那些信件，只是走马观花式的看过一遍，其唯一目的是要决定把这封信转寄到那里去。这样一切办法，对于报纸的内容，结果是不会发生任何作用的。
以沃罗涅什省《公社》报的情况为例，在这里决定信件的分发，需要八日至十二日的时间。而把信件分寄各省和各区机关以后，编辑部便听其自然，不再检查调查的情形。编辑部各组对于信件都漠不关心。例如，农业组在某一时间内积存了一百一十四封信，其中一部分丝毫不动的放了四个多月。而积压在编辑工作人员办公桌上的信件当中，有很多是很有趣味的，假如发表出来，便可以使报纸活泼生动，可以使报纸更光辉更有作用。而且，正在那时，中央报纸正指出沃罗涅什报纸在内容上的若干严重的缺点。
各报所收到的来信的内容极为复杂。这些信十分明显的表现出苏维埃人民的特质，表现出苏维埃人民的精神风格，表现出他们高度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苏维埃人民感觉到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资格享有一切权利的公民，所以他们努力把报纸利用为公共讲坛，其目的是在赞助和普及所有的前进事物，并揭发、批评、嘲笑那些阻碍我们进步的事物。
苏维埃人民非常重视布尔什维克报刊言论的力量。所以他们对于报纸好像和亲信的朋友一样地交往，倾吐自己的衷情，表明自己的思想，要求解答疑难必要时还要求援助。劳动群众不把报纸看成控诉机关。编辑部也不应把来信仅仅看作私人诉状。批评的信件，是值得报纸密切注意的呼吁。这样的信件，好像成了定律一样，是表现劳动群众公共关切着每一个人是否忠诚的工作，关切着各机关的和各部署及其领导人员在其工作中，是否很迅速的很彻底的消除了缺点。
“写给报纸的读者来信……已经不是私人的信件，不是私人的控诉，而是一种文件：它的作者想用自己的来信作政治行动，他使社会注意他所知道的坏事，暴露出坏事的根源，并时常提供医治坏事的适当方法。”（加里宁。见《布尔什维克报刊》汇编第二部一三八页）
由此可见，劳动者的来信是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方法。地方报纸时常收到很多普通工人、农民、职员批评苏维埃、工会、经济机关工作上的缺点的来信。像这样的材料，应当时常登载在报纸上。莫洛托夫有一次说道，如果不广泛的在报刊上利用这种材料，便实际上不可能展开自我批评。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不要把自下而上的群众批评偷偷的代以自上而下的严厉批评，让工人阶级的千百万群众热心于事业，并在纠正我们缺点和改进我们建设事业上表现其创造的积极性。”（同前，第二○八页）
报纸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上所负的任务，不应仅限于发表和赞助个别的批评信件。应当对于信件加以严格的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明确的结论，才能作出总结，才能研究出错误和缺点和本质，才能究明错误和缺点的根源，才能正确的指出改进工作的方法。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批评，它能帮助我们改善领导工作，帮助我们加强纪律，帮助我们提高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的报刊的任务，是在于“从个别的批评意见转移到更深刻的批评，再从深刻的批评，转移到批评的总结，转移到表明由于批评的结果而在我们的建设工作上作出了怎样的成绩。”（斯大林。“布尔什维克报刊”汇编第二部二○五至二○六页）
大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报纸，将永远不断地和广泛的劳动群众保持联系。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力量，也就在于它们是和劳动群众联系着的，而劳动群众又是它们的积极参与者，向它们提出自己的忠告、愿望、建议，向它们说出自己的困难，努力消灭我们建设事业上的缺点，通过报纸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
有时候有这种情形，即在很长时间内报纸忘记了批评，开始采取容忍的态度。当省和区的事务进行得很好的时候，报纸便主要的只描述好的一方面的现象，并且用的是彬彬有礼的口气，而把来自各地的批评信件，分发到各主管机关，并不深入的研究信件的内容。这种报纸的编辑部，忘记了不应当因为有了进步和成绩便把缺点掩盖起来，忘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推动力量，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教育方法，是争取进步的方法。报纸的任务，是在事情开始的时候便指明它的缺点，并及时预防缺点发生。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编辑部必须重视每一封来信，并且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建立本报的工作，就是使劳动者的来信成为注意的中心，使信件的研究处理成为不仅是读者来信组的工作，并且是所有各部门，所有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处理来信的工作安排得怎样，对于报纸的水平，起着极大的决定作用。
那末，应该怎样组织编辑部处理读者来信的工作呢？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报和《星》报的决议，对于这一问题作出了透彻的答复。报纸的编辑必须“亲自领导读者来信组的工作，必须对于寄到报社的来信加以审慎的和有步骤的注意，必须把这些来信中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发表在报纸上，并且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组织处理读者来信的工作，即：
一、到达编辑部的任何一封信件没有搁起不给作者作答的。
二、特别是批评各种缺点的信件，要立即交付调查，而且编辑部必须要求各机关对消灭那些缺点所采取的实际办法及时答复。”（“党关于报刊的决议”汇编，一六三页）
有些编辑，借口过于忙碌，不看读者来信，并且不大关心读者来信组的工作，理由是，这一组大概不会有报纸上要用的材料的。像这种对工作的“消费性的”态度，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斥责。
这些编辑没有想像到：联系着报纸与生活、与群众的那些线索就是由这一部门经过的。为了领导读者来信组，编辑应当熟悉该组目前的工作，并指导它。他必须知道典型信件的题目及内容，以便在计划最近各期以及在编辑报纸时顾到这一点。他的业务是：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交付调查的信件不致积压在办公室里。不管编辑的工作怎样忙碌，他应当每天抽出时间来读信，因为这是改进报纸内容的工作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分的部分。
读者来信工作应当由编辑部全体人员来办，这已经在上面说过了。但是，读者来信组对此应负特别的责任。这一部门在报纸编编部指导下应当完善周到的处理读者来信的工作，应当对官僚主义的任何表现不妥协。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报及《星》报的决议中，提议以检定合格的、政治上有修养的工作人员来加强读者来信组。这是需要有经验的精明的新闻记者，他们必须能够正确分析每一封信，了解并确当地辨明其社会意义，给予适当的方向，以获得实际的效果。读者来信组比其他各组更必须和编辑部的访问者联络，给他们作答并备谘询；它应当与编辑部其他各部门共同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吸引积极分子的作者去和报纸合作。读者来信组的工作是复杂的和责任重大的，同时也是光荣的和有趣的。这是一种有生气的、创造性的工作。
编辑部的一切邮件都应交给读者来信组。信件在这里拆阅，在这里登记、分类，规定“处理的程序”，确立处理过程的监督。在这一部门中，研究每一封信的内容，分析各不相同的作者们用各式各样的题目从各省各边区各共和国而来的几十几百件信的内容。所以，处理信件的一切工作，甚至技术的工作，如在登记册上登记，都应当敏捷的精确的执行，不要停留在办公室里。信件不应在读者来信组积压。在收到之日，必须将信件像文件一样加以整理，决定其命运：发表在报上，还是为了采取办法交付调查——然后随即付诸执行。
编辑部用什么方式来办理信件的登记？好的熟练的登记法在这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各报编辑部处理信件工作的多年的实践已经研究出来这样的登记方式，它能够对每一封信，在处理过程中，保持着经常的监督。信的作者随时能够探知他的来信到了什么地方，对于这封信作了怎样的处理，或正在作怎样的处理。
在省报编辑部，普通使用着特别的登记册，登记编辑部以外的作者们寄来的一切信件。在登记册上立一个占据两页（连接下页）的地位的适当的表格，表格中注明下列资料：编号，信件到达日期，作者姓名，住址，信件简要内容，信件寄到什么地方，以及处理完毕的期限；最后一栏是处理信件的情形（附注通知作者情形），是在信件归还读者来信组以后填注上去的（在这种场合，是指带有批评内容的信件）。
在某些编辑部（如《苏维埃拉特维亚》报）曾经试用过两种登记册：（一）拟在报纸上刊用的信件的登记册，以及（二）交付调查的信件的登记册。但是，用这个办法，仅仅发生了混乱。
根据登记册上的登记，随时能够准确地看出，编辑部处理信件的工作处理怎样。倘若批评性的信件的最后一栏长时期空白着，而更有这样的几十封信积压不动（例如在亮赞的报社就有过这种情形），倘若信件调查超过了期限，那就很明白：编辑部是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在工作，不善于利用读者来信。
和在登记册上登记同时，每一封信应填注两份同一总编号的（由登记册上摘下）登记表。登记表上注明：来信作者的姓名，详细住址及信件的简要内容（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信交何处。一份登记表附在信上，第二份留在读者来信组以便检查之用。如果该信送往编辑部，即由接收信件的文书在留作检查用的一份上签字。
这种登记表卡片，应当以便随时利用的次序保存好。批评性的信件的卡片应当以特别的方法来管理，并加上特别的暗号（如ＯＫ或某种类似的暗号）。对发表的或不发表的信件的答复的副本送交作者，把答复的正本附在登记表上，并与信件同时归档。这封信至此便解除管理。存在编辑部各部门的信件的管理卡片或登记表，按照各部门分类。为了不使信件积压在文书的办公桌上，必须对于编辑部内部的信件的移动予以经常的和细心的监督。
读者来信组的工作人员，因手边存有登记表的管理卡一份，应当经常的（例如每星期一次）到各部门检查，对每一信件作了什么，或正在具体的作什么。检查的结果就填在这封信的登记表的管理卡上。读者来信组有时迟误信件，可能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对作者送去补充的询问，寻觅必要的参考，确查事实。因为文书的疏怠和没有任何可谅解的原因而发生的迟误信件的任何情形，应当正确载明，并填注在这封信的登记表上。
以总结的形式检查所有各部门的结果，应报告编辑或编辑部。并且对处理信件的疏忽态度的事实，应当特别加以指出。编辑部应对这样的每一种事实作出自己的总结，并指出消灭这些缺点的实际办法。这种制度将能使所有的职员习惯于注意读者来信。
对于登记信件及对于日常管理信件的移动如果采取淡漠的、官僚的态度，将引起怎样的结果，这可以从“苏维埃拉特维亚”报编辑部处理信件工作的实际情形中看出来。事实是这样的，这一家报馆当时每天接到十至十二封信。这对于一个共和国的报纸，实在不多。然而，编辑部对于不多的这些信件也以官僚态度应付。这里没有严格的信件登记，无论是对于交给本报编辑部的，或是交付各机关调查的信件的移动都没有实行管理。收到的信件有好几天都在等待副编辑的决定，仅在得到决定以后才填入登记册。将信件交付调查或采取办法时，编辑部并不指出应该何时答复的限期。当登记时，仅在信件上加上编号与日期的戳记；没有使用登记表的办法。所以，在读者来信组不知道信件有多少以及那些信件已交编辑部的这一组或那一组或机关。要确定这件事，或回答该信作者的询问，就必须按登记册实行特别的检查。
编辑部任何一个组的主管人，甚至不能大概说出在他那一组有多少信件。信件杂乱无章地累月积压在编辑部职员们的办公桌上（办公桌不是永远锁着的）。据读者来信组调查，有四十一封信是划归农业组的（其中几件信积压至五个月之久），但是现在登记过的只有三十六封。就在同时又找到二十四封未登记的信件，关于这些信件的存在，无论读者来信组，无论编辑部都不知道。
编辑部里有过这样的手续：任何一个职员不通知编辑或副编辑就可以决定一封信的命运。秘书处的一个职员曾经在由各组准备发表的信件与论文上写了些“讥讽的”批语。例如，有一个组将一封关于合作社工作上错误及缺陷的信件交给了秘书处。秘书处的一个职员把这封信退还该组，并附批：“这篇论文在说什么？去年的事还值得写吗？”于是，该信便搁置起来，尘封起来，任何人也不注意它了，虽然它在当时曾代表过重要的社会的利益。
苏维埃建设组主任，将有副编辑批好“见报”的信件搁了几个星期，然后写上了自己的批语“归档，不办”。
（下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