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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四川巫溪县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修防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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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6-07-21
第4版()
专栏:

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四川巫溪县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修防修
在四川东部大巴山区的巫溪县,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逐步深入,广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述,进一步认识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重要意义,坚持深入基层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越来越高。
一九七三年春天,巫溪县学习昔阳经验,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规划,建立和健全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这年五月,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战斗一打响,县委领导成员就到第一线去,参加劳动,指挥战斗。县、区、公社三级,经常有三分之二的干部在基层参加劳动和工作,留在县级机关的干部,每星期有两天到城郊参加建造梯田的劳动。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项带根本性的大事。开始,有些干部缺乏足够的认识,一碰到工作和劳动的矛盾,就难以坚持。有的说:“针无两头尖,刀无二面快”,工作这么忙,还要劳动,不好办。有的说:“一计胜千军”,当干部的主要是抓好工作,出好点子,这比参加劳动的作用大得多。
去年年初,巫溪县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观念和“官贵民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观念,还在继续影响着干部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干部只有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坚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断改善干群关系。
从此,巫溪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显著提高,做到了工作劳动两不误。去年,县委书记、副书记五人,平均每人劳动约两个月,今年上半年每人劳动三十七天。县、区、社三级干部一千多人深入农村蹲点劳动,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邓,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发展。
县委副书记向仁厚,坚持参加劳动比较好。在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第一个年度,他就劳动了一百一十天。一九七三年,他在石龙大队邱家坡工地蹲点劳动时,不是同群众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离工地不远的区委机关里。去年经过学习理论,参观大寨,向仁厚一来工地,就住在社员家里。他的住处成了干部、群众聚会的地方,大家无拘束地同他交谈。通过和群众“三同”,向仁厚认识到,要领导群众,必须先向群众学习;要挑起革命的担子,必须先放下官架子;干部象个社员的样子,干群之间就不是过去那种“你属我管,我说你干”的“官”民关系,而是团结战斗的同志关系。向仁厚拜群众为老师,从他们身上汲取政治营养,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对群众更加关心了。在工地上,他抢重活干,打二锤,撬巨石,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
去年春天,六十岁的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崇德,精神抖擞地挑着行李,到镇泉公社中心大队第五生产队去劳动。群众议论纷纷:“领导干部不坐小汽车,还自己挑着行李下乡,真是难得啊!”从群众的赞扬中,王崇德听出了批评的意思。他想,群众把领导干部自己挑行李、步行下乡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说成难得,这不正说明我们过去坐车太多,走路太少,同他们差别太大,距离太远了吗?王崇德越想越感到惭愧,特别是回忆起过去,他心情更不平静。
王崇德是个放牛娃出身的老干部,解放以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候,他既没有官职,又不领工资,和劳苦大众相依为命,置生死于度外。解放初期,王崇德在农村工作,他扛起锄头就干活,同群众亲如家人。后来,他当了副县长,往领导机关一坐,参加劳动渐渐少了,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密切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王崇德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心五队,王崇德住在贫农老队长马大和家里。他谢绝老房东的照顾,和他们一样吃粗粮。每天收工回家,王崇德抢着挑水,烧火,干杂活。马大和的老伴感动地说:“你这个‘县太爷’一点架子也没有,还象当年的土改工作队。”
春耕季节,队长分配一部分社员给稻田下底肥。王崇德把裤腿一卷,跳下田去,把一团团干粪捏散,均匀地撒到田里。队长表扬了王崇德不怕脏,不怕臭。王崇德告诉大家,前几年在城里坐机关的时候,在街上碰到农民挑大粪,就赶快捂住鼻子。自己虽然也是个庄稼人出身,可是当了“官”,脱离了劳动,思想感情起变化了。现在跟大家一起干活,人回来了,心也回来了,对大粪的看法就和庄稼人一样了。
王崇德根据蹲点劳动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写了一份关于穷队和富队、困难户和富裕户的分配问题的调查报告。他说,象过去那样浮在上面,这个报告根本不可能写出来。
过去,在巫溪的一部分基层干部中,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这些人,泥里生,土里长,天天和群众在一起,就是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不会变修。黄阳公社万乐大队有个干部就有类似的想法。他总以为自己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有本血泪帐;在新社会翻身得解放,有本幸福帐,凭这两本帐,自己还会变到哪里去?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垂万严肃地对他说,事物在发展,人也在变化。当干部的如果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干群众所干的活,就不会想群众所想的事。天长日久,就会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陈垂万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二十多年来,他干活抢在先。每逢因公外出,他照例向生产队长请假。有人认为这是多余的,陈垂万却说,社员误工不请假要批评,为什么干部就可以特殊?
在巫溪,不仅有许许多多象陈垂万这样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老一辈的基层干部,而且有一大批年青的新干部,正接过光荣的革命传统,茁壮地成长起来。凤凰公社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开秀便是其中的一个。王开秀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曾经表示决心:老一辈传给我的,是一把锄头。我要永远身不离庄稼地,心不离庄稼人,用这把锄头逐步去填平三大差别的鸿沟。王开秀和社员们一起抢栽早稻。她一连苦战六天,累得腰酸腿疼。这时她就学着有的干部那样去检查插秧进度,顺便休息一下。她问一个生产队长栽插的进度怎样?队长说:“我们这不是在突击吗?你也来和我们一起争取时间嘛!”响鼓不用重锤敲,王开秀马上转身回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重新投入了抢栽早稻的战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巫溪县干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反修防修出发,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群众同甘共苦,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巫溪人民战天斗地,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全县共建造梯地梯田七万八千多亩,相当于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二年这九年中改土面积总和的三倍多;深翻平整土地四万多亩,扩大灌溉面积一万八千多亩。全县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粮食连年获得丰收。去年,这里遭受了严重旱灾,粮食仍比上年增产近一成。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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