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聪人最知道红太阳的温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文化大革命好

苦聪人最知道红太阳的温暖
解放军某部战士　白小三（苦聪）
我家住在云南省哀牢山区金平县勐拉公社南柯大队。一想起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苦聪人第二次从原始森林里走出来，我的心就象哀牢山的松涛、勐拉河的流水，起伏翻滚，不能平息。
解放前，我们苦聪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和民族歧视，祖祖辈辈流浪在原始森林里，吃的是野菜、野果、野兽肉；穿的是树叶、兽皮、蓑衣；住的是芭蕉房、岩洞、树洞，过着不定居、半原始的悲惨生活，被反动统治阶级诬蔑为“野人”。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兵搜山、屠杀，苦聪人濒于灭绝的境地。苦聪人为了生存，用棍棒、弓弩、石头打死野兽，把珍贵的兽皮放在路旁，人躲在草棵里守望。山下的商人上山取走兽皮，随意给苦聪人留上一点盐巴或棉布，商人走远后，苦聪人才敢出来拿。山林里的风刺骨冷，箐沟里的水透心寒。在那暗无天日的深山老林里，我们苦聪人受着饥饿、疾病的种种威胁，朝不保夕。我的阿爹在原始森林里生活了四十六年，我的四个哥哥，三个病死、饿死在老林里。当时，我们苦聪人流传着一首民谣：“苦聪苦，世世代代山里住，刀耕火种无收成，泪湿黄土走无路。”
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苦聪人，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哀牢山。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踏遍七百多里的茫茫林海，把我们苦聪人一家一户地接到坝区定居。傣族兄弟送给我们土地、耕牛；哈尼族兄弟帮我们盖房、织布；瑶族、苗族兄弟教我们耕田种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苦聪人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享受了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又办起了农业合作社，走上集体化的金光大道，过上了定居、定耕的幸福生活，由“野人”变为国家的主人。
正当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时候，天空出现了乌云。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同邓小平一起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黑货，把边疆的合作社砍掉了。我们苦聪人失掉了集体经济这个靠山，失掉了土地、耕牛和生产工具，噙着泪水回到原始森林，又过起老林栖身、野果充饥的生活。
这时，我已经十二岁了。在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们一家围坐在火堆旁，我问阿爹、阿妈：“啥时间我们才能出老林啊？”阿爹心情沉重，一言不发。夜沉沉，雾茫茫，苦聪人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一九六八年，党又派工作队进深山老林找到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喜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让我们苦聪人重新下山，参加人民公社。我们万分高兴，捧着毛主席画像，热泪滚滚，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文化大革命使哀牢山区跃过了几个世纪。世世代代刀耕火种的苦聪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办起了人民公社，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粮食产量年年增长，社员生活不断提高；长期钻木取火的苦聪人，修起了水电站，建起了碾米房，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村村寨寨都装上了广播；不久前还是有病求神，刻木记事的苦聪人，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办起了学校，有了苦聪人的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赤脚医生、第一代教师。我家的生活，也象顺梢吃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阿爹、阿妈是公社社员，阿哥是生产队的干部，妹妹上了学，我的未婚妻是共产党员、大队妇女主任，我和弟弟都参了军。一九七四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蹲过老林的人最知道红太阳的温暖，我们劳动人民最清楚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苦聪人再次赶进深山老林。我们坚决不答应！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野人”的生活不能重演。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坚持斗争，坚持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