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朝阳农学院教授　龚畿道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受到深刻的教育。邓小平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对教育革命肆意进行攻击，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对此，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予以批判。
我于一九七○年二月同沈阳农学院的部分师生，到朝阳县北四家子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到农村时，贫下中农热情接待我们，但我和他们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大家客客气气，话说不到一起去。连贫下中农叫我“龚老师”也感到不顺耳，因为在农学院时都称我“龚教授”，还有人称我“龚老”，听了很舒服。这说明我的知识分子架子还没有放下来。后来，通过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逐渐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我深感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我逐渐和贫下中农有了共同的感情、共同的语言。
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就能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当时，正大力推广“晋杂五号”高粱，但据群众反映，杂交高粱虽然高产，却不好吃，出米率低，壳子大。他们要求培育既高产又好吃的新杂交种。文化大革命前，我是研究高粱的，可从来不吃高粱米，也不管它好吃不好吃。现在和贫下中农煮的是一锅饭，吃的是一样粮，才体会到这是育种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作为高粱育种工作者，不能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也就辜负了党对我的期望。因此，我们开展了新的育种工作。一九七一年夏天，高粱快开花了，育种试验田缺少套穗隔离用纸。我到总校取纸时，正巧下雨，汽车不通了，我怕错过选配组合的时间，不等通车就徒步走。到大凌河岸一看，没有渡船，水也较大，怎么办？我想，水再大也阻挡不了我为贫下中农育种的决心，就扛着羊皮纸，涉水渡过齐腰深的大凌河。又赶着走了四十多里山路，回到了基点，及时配上了种。
几年来的实践，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农业教育只有办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才能培养真正扎根农村，理论联系实际，能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农业技术力量，同时才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我们朝阳农学院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在农村办学，走社来社去的道路，培养出一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可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教育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对朝阳农学院百般攻击，什么“水平低”，“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啦，什么“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妄图把朝农一棍子打死。
什么叫水平？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无产阶级衡量教育水平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单纯用文化水平的高低来衡量，那就完全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者这两个主要方面丢掉了。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一个大学生固然应当掌握必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但首先应该看他有没有社会主义觉悟，是不是愿意和工农划等号，做一名普通劳动者；对于农业大学的学生则应首先看他能不能扎根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我们决不走旧大学搞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的老路，决心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