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毅刚的官僚主义错误的检查经过和意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对王毅刚的官僚主义错误的检查经过和意见
王毅刚同志是武汉军管会派驻武汉汽车厂的军事代表。武汉汽车厂是原伪四○三汽车厂，工程技术条件在武汉算是较好的。该厂的厂长、工务、会计、器材等科科长都是地下党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负责人也都是党员和积极分子。一百七十多个职工中，有十五个党员，一般群众觉悟程度不算很低，坏分子极少（还只发现一个），因之政治条件在武汉也算是很好的了。在这样的技术条件和政治条件之下，应该能愉快地进行恢复发展生产的任务，搞好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可是由于该厂军事代表王毅刚同志的极其恶劣的官僚主义，反而造成了职工生产情绪的普遍低落，生产质量降低，营业信用破产，顾客几至绝迹，党内干部离心离德，党外群众普遍不满的严重现象。严重地损害了该厂的生产建设，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经工人检举后，中共武汉市委特派企业党委张明同志赴该厂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王毅刚同志进厂后，不研究具体情况，就轻率地改变厂内制度，把总务科改为行政科，增设调查研究科（不到二百人的工厂，是否需要设立那么多的机构值得考虑），又取消公价单制度（这个制度是：进厂修理的车子，如果当时检查不出毛病所在，就由顾客先摆下一笔定款，等车子修好后，看工程大小多退少补）。厂长郑以纯同志（地下党员）向他提出意见，他就说：“你是国民党的一套，我是大连的经验”（其实，王毅刚同志根本没有直接管理工厂的经验）。去年七月初，王毅刚同志要郑厂长在几个钟头之内提出生产计划。郑厂长说需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情况，想一想，他说：“一个计划有什么了不起，几个钟头还不够？”某次布置抢修车辆工作的大会上，王毅刚同志报告了自己的计划后，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一个工人正要提意见时，他却又厉声制止说：“你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得了，不必多说！”有一次搬运器材，王毅刚同志片面地为了节省运费，不要码头工人搬运，包给驻扎该厂的解放军某部用板车搬运，别人和他说器材贵重，搬运要有技术，不要省这几个钱。他不听，结果翻了一辆板车，损坏了九十几个电瓶，损失约达四百万元。该厂修理车子收费贵技术坏，为军管会修理的一部车子，没有开到家就坏了。王毅刚同志对待顾客的态度蛮横，不遵守营业规约。曾有某高射炮团送一部车子去修理，修好后，他擅自坐着进城，回来时被该团同志遇见，向他质问，他态度极坏，大吵一顿，几至动武。这样一来，营业信誉破产，顾客几至绝迹。八月份两个多礼拜，没有接修过一部车子，工人只有下午半天工作。工人在检举他的信中写道：“我们知道共产党好，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坏呢？他和主顾都吵架。现在后勤部和别的机关都不来修车，我们怕工厂关门。”而王毅刚同志在支部检讨的自我批评中，竟然还以“坚决完成任务”作为自己的优点之一。
王毅刚同志不依靠工人、脱离群众的现象，同样严重地表现在不关心工人疾苦，对待群众蛮横专断，滥用行政权力。去年六月份发工资时，王毅刚同志擅自违背“原职原薪”的原则，改订等级，削减工资几达三分之一，公布结果，工人大为不满，有的以为是工务科长搞的鬼。去年七月份工资曾预借过一次，扣除借支时，他又违背军管会的指示，不按米、布、煤三种实物折价扣除，而仅以布、煤两种实物计算（因为米价当时低落了），又引起工人反对。这些违反原则，违反群众利益的措施，幸军管会发现得早，才迅予纠正。去年开“七一”纪念大会，行政科科长，五十一岁的老职员，布置会场稍微慢了一点，做得也不大如他的意，他就指着老科长的鼻子严厉斥责，老科长回去后痛哭说：“没有办法，要吃饭”。“七一”纪念大会上，他又临时指定工人王雷钦上台讲话，王雷钦说：“我没有准备，怎么讲？”他立刻变脸的说：“我命令你讲！”王雷钦被迫只好上台。他一直弄到司机不愿给他开汽车，大司务不愿给他做饭，全厂职工几乎都对他望而生“畏”。职工会筹备会原先在他房间隔壁，经常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人去，后来搬了一个地方，立刻便热闹起来了。工作组组长曾提醒王毅刚同志：“大家都说你脱离群众”，他回答说：“搞行政就是要脱离群众，群众工作要你们去搞”。别人说他不讲民主，他说：“工人太落后，现在还不能讲民主”。王毅刚同志这种严重的脱离群众的现象，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不依靠工人阶级，严重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极坏。
对待干部和同志，王毅刚同志不是积极地采取团结和帮助的方针，而是蔑视打击、行政命令、摆老资格。夸耀自己是一九三八年的“老党员”、又是从大连来的，不仅有“大连的经验”，而且有“联共的经验”。他看不起地下党同志，说他们的一套是“国民党的”。该厂厂长郑以纯同志屡次在生产问题上向他提出意见，他都不接受，反而说：“郑以纯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又没有技术，靠那块上校牌子吃饭的”。进城时候，军管会在干部团结问题上再三指示，要团结地下党同志，尊重地下党同志，他们在领导群众护厂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群众中普遍地建立了威信，要通过他们去了解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指示，王毅刚同志全部忘光了。对待工会工作组同志，他也是同样的态度。在决定工资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时，他不和工作组商量，等到他公布了他主观制定的草案时，群众大为不满，他才叫工作组组长李大成同志去解释，李说：“光解释不成，有很多具体困难”，他说：“有困难就得克服！”李再想申辩，他就说：“我命令你！”在“七一”纪念大会上，会议中途他要李大成同志领导喊口号，李说：“会还没有完”，他就说：“我一九三八年入党，经验多的多了，你开过几次会？我命令你喊！”王毅刚同志这种家长专制的作风，严重地影响了干部的工作情绪，使干部之间的离心离德。
王毅刚同志要求下级同志对他无条件服从，他自己对上级，则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甚至欺瞒蒙蔽，骄横跋扈。讨论工资时，他和军管会秘书处李处长大事争吵，背后并对人说：“李尔重算什么！”就在企业党委张明同志到汽车厂检查工作的期间，他一转脸就说：“张明有什么资格来检查我的工作！”军管会何秘书长，杨秘书长也曾调他去谈过一次话。当时他痛哭流涕，好像有痛改前非的样子，可是一回去，又反过来说：“何秘书长，杨秘书长算个什么！”汽车厂在军管会领了两大桶汽油（每桶五十三加仑），他对厂长说这两桶汽油是军管会指定给他私人用的，其实军管会根本就没有过这个指示。
企业党委未来检查前，支部已开过两次会议检讨王毅刚同志的作风。但王毅刚同志顽固的坚持己见，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地下新党员同志没有受过严格的党的生活的锻炼，支部领导人思想上尚有某些偏差，使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受到压制而不能开展。企业党委张明同志到厂检查时，开始，王毅刚同志仍是：“我不在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检查中，一方面与王毅刚同志进行个别谈话，同时坚决支持党内的思想斗争，发动党员群众，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后几次检讨会上，王毅刚同志的态度有所转变。但到支部鉴定时，他又推翻了自己所承认的错误，认为支部对他的优点说得太少。后军管会何秘书长和他谈话。当场他痛哭流涕的承认错误，但回厂后又否认了，并且谩骂领导：“只重工人，不重干部”。王毅刚同志三翻四复的态度说明了他对自己的错误是不觉悟的，对党的态度也是不忠诚的。
张明同志去检查工作时，倾听了职工群众的意见。长江日报及华中工人报又登出了对王毅刚同志的批评。这样不但挽回并且提高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认识了党的严肃的，公正的，认真向群众负责的精神，工人们普遍地反映“以前光知道共产党大概是好，这一回可看到了共产党是真好。”
但对王毅刚同志本人，党报与工人的批评，不但没有促使他更深刻的反省，反而认为报纸批评的太重，伤害了他个人的尊严，便在一字一句上找空子。又要求支部重新讨论，在支部会上他发表了许多毫无立场的荒谬言论，他说：“你要做一个先知先觉的党员，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党员，只有毛主席没有错误，剩下的谁都有错误，上级讲的不一定都对”；又说“东北党与武汉党是两个党，东北党好些”等。只是在支部两次的严厉批评下，他才在总结工作时，勉强向工人做了一些自我检讨。
企业党委检查结果，认为王毅刚同志的官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不依靠群众，不从实际出发，不关心工人疾苦，对群众对干部官僚命令，对上级无组织，无纪律。党耐心地教育他，帮助他，而他对自己的错误仍然不虚心检讨，对党的态度不诚恳。王毅刚同志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是极端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他记得的只是“十一年的党龄”，“军事代表有最后决定权”，“大连的一套经验”。背上了这三个大包袱，在今天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思想上麻痹腐化起来，自满自足，不求进步，以“老”革命自居，抱残守缺地将自己的一点经验奉为至宝，以为一切新的事物可以不必学习，群众可以不必接近，其他同志可以不必联系，上级的指示可以置诸脑后。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如果不深刻地从思想上来反省，彻底地挖掘错误的根源，坚决地予以克服，而仍以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减轻或掩饰错误，对工作消极放任，则王毅刚同志就阻塞了自己的进步道路，使自己永无机会得到改造。
编者按：去年八月长江日报及华中工人报曾登载了王毅刚的错误，但以后情形，我们还不知道，不知道党和行政对王的错误作了如何处理？也不知道王毅刚本人是否认真作了自我批评，以及是否在工作中彻底认真地改变了他的错误？有何具体表现？因此，虽然这些错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但我们认为仍有公开发表之必要。希望长江日报能答复以上所提的各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