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就不平等” ——从苏修文艺作品看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和你就不平等”
——从苏修文艺作品看苏联社会的阶级对立
翁义钦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学士，为了掩盖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真相，一迭连声地扬言在今日的苏联社会里，人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实际平等”已经“获得解决”，等等。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些苏修文学作品，却在勃列日涅夫一伙设计的这幅妙不可言的画面上戳了一个窟窿，表明他们的这类漂亮言词不过是分文不值的屁话。
让我们先看看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总结报告中极力称赞的话剧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中的女厂长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所作所为吧。当马尼娅等老工人要跟这位女厂长讲平等时，她便直截了当地教训马尼娅说：“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一部题为《帐目两清》的喜剧剧本也明明白白地供认：“关于平等，我们这里不过是在歌里唱唱，或者是在电视里演演。”
的确，在阶级社会里，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我和你就不平等”、人们之间的“平等”只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这正是今日苏联社会及其阶级关系的逼真写照。
人们知道，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象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一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凭借苏修政权的力量，霸占了原来属于全体苏联劳动人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迫于生活，“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9页）。中篇小说《万卡·普罗斯库林》中，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生产资料和大量资金，迫切需要劳动力；因为没有劳动力，海里的鱼就没法捕捞、加工，他们也就无法吸食劳动者的血了。而万卡·普罗斯库林等农业劳动者，除了劳动力外，“什么都没有”，只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来谋求生存。这种情况在话剧剧本《明天的天气》等作品中，也都有反映。剧本中的柯席尔，据说是个有着“电子控制式”的一双手的调整工。他曾因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向分厂经理提出过合理的要求，但却遭到拒绝；当柯席尔表示要转到别的部门去工作时，这位分厂经理竟威胁说：“我们不强留任何人。”只是当生产作业线发生故障，眼看要影响到汽车装配，而又非得柯席尔修理不可时，分厂经理才答应考虑他的问题，并且表示可以留用。这就是说，当工人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没有用时，就会被一脚踢开；而只有当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认为工人还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时，才予以雇用。这类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今日的苏联，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复活了，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一类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及他们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集团正是靠吮吸工农的血，“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发财致富”（列宁：《在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4页）。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贪婪地吸工农的血，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总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话剧剧本《外来人》、特写《爱和功勋》、话剧剧本《适得其所的人》和长篇小说《人世间》里，人们把工厂企业、农场、农庄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切什可夫、叶弗列莫夫、鲍勃罗夫和卡尔金们分别称之为“严厉的主子”、“全权的统治者”、“土皇帝”、“旧时代的官老爷”等等。这些“严厉的主子”、“官老爷”对工农群众充满着蔑视、仇恨。看一看《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一段描写吧：
“奥列格·奥列戈维奇站起身，不慌不忙地向工人们走去。普隆恰托夫越接近工人，他的身形越变得坚定、严峻、神气起来。当他在离工人五公尺的地方站住时，他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也不打招呼，用令人难堪的鄙视的眼光盯着他们。他仰起头，嘴角露出厌恶的神情，……”
正是这些仇恨工农群众的人，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大力强化“个人管理”，也即强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势，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这一帮子人大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声称要强化法西斯的“纪律”，要对工人“严”一些，要时刻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对不顺从的工农群众，要予以“解雇”，列入“黑籍簿”，让这些人“不论到哪里，不论到什么时候，也找不到任何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搬出“物质刺激”的一套，用“卢布”“教育”或鞭打工农群众。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普隆恰托夫、切什可夫、卡尔金们的作为，充分地暴露出他们极端仇恨工农大众、凶狠地榨取人民群众血汗的丑恶本质。而劳动人民呢？正象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事实上，岂但
“叫不响”或“惹人笑话”，他们已经完全被压在底层，处于无权的地位了。
在《明天的天气》里，一名叫做索波列娃的女工想对厂里的生产提点意见和建议，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你是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就是说，今日苏联的工农群众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0页），他们就只能象短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农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所说的那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一直干到精疲力尽而不得不躺倒为止”，或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劳动者要“劳动、劳动、劳动”，为这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总代表勃列日涅夫创造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表明今日苏联的“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页）。
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友好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什么“实际平等”，实际上就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阶级对立关系。为了维护和扩大这种关系，他们炮制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外来人》和《适得其所的人》中的切什可夫和鲍勃罗夫就说过，由于他们是“领导者”、管理者，所以他们理应“站在高处”，思考“战略性”问题，“用嘴、用脑筋来工作”；而被管理者、直接生产者则要“亲自动手去干活”。又如《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中的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不和工人们讲平等的理由，就是所谓“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苏修文学界在评论《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时也说，普隆恰托夫一类脑力劳动者、“上等人”是“靠智慧的威力来完成自己的公民功勋”；而体力劳动者，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则是“靠耗子般地卖死力气”干活的“生产工具”。这就是说，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是天经地义的。这完全是剥削阶级极其荒唐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实际上是一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苏修一伙把旧式分工绝对化，竭力予以扩大；并且加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其目的不是由于别的，而是妄图证明他们是管人的，而工农群众是为他们所管的，借此来为他们剥削压迫工农群众进行辩护，维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动统治。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权贵们越是强化和扩大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就只能使他们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处于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从而进一步激起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安娜·格奥尔基也夫娜、普隆恰托夫、切什可夫和他们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之流是逃脱不了必然覆灭的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