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田涉回忆鲁迅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东京通讯

增田涉回忆鲁迅
增田涉先生是鲁迅晚年结识的一位日本友人。在鲁迅先生逝世（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七十二岁高龄的增田先生在大阪南部的忠冈镇家中，深情地向记者忆述了他同鲁迅的交往。
那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青年增田涉从日本去上海，经当时在上海开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先生。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那一年的二月，柔石等五名中国革命青年作家在上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先生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增田在谈到当时他认识鲁迅的心情时说：“我能见到鲁迅，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下决心要从他那里学习一切，吸收一切。”
此后，增田经常到内山书店等候鲁迅，以便直接向他请教。
为了更广泛地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增田一面搜集材料着手写鲁迅传，一面决心把《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增田说：“从这时起，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家里。鲁迅和我并坐在书桌前，给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我用日语逐字逐句地译读，遇到疑难问题译不下去时，鲁迅就用熟练的日语给我讲述和解答，我边听边做笔记。”说到这里，增田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珍藏多年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年修订本的底稿本。在这本一九二三年初版的铅印的原本上，鲁迅用毛笔增删了多处，并且在第一页上有鲁迅为修订本写的《题记》的手稿。鲁迅给增田讲解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底稿本。增田在听讲时还在这个本子上用铅笔记了笔记。鲁迅向增田讲完了全书后，就把这个底稿本赠给了他。
增田说：“就是这样，我每天占用鲁迅的时间约三个小时，一直持续了三个月。讲完《中国小说史略》后，鲁迅接着又给我讲解了《呐喊》和《彷徨》。鲁迅为我讲解时所使用的这两本小说集，至今还保存在我身边。”
增田涉先生浸沉在往事的回忆中。他继续说：“有时，由于时间太晚，鲁迅留我吃晚饭或带我去看电影和展览会。我能亲自受到鲁迅的教诲，是很感激的。”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增田辞别鲁迅，离开上海回日本，继续从事《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他遇到疑难问题就写信询问鲁迅。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为止，那五年中平均每月约有两次书信往来。增田在与记者谈话时拿出他珍藏的鲁迅书简和鲁迅答复他提问的大量便笺。从这些信和便笺可以看出，对于增田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鲁迅总是耐心详细地解答，对一人一事的来历，一字一句的含义，都详加注释，有时还绘图示意，即使在病重时也一丝不苟。
一九三五年，《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在日本出版了。鲁迅为此书写了序言，表示“非常之高兴”。增田说：“鲁迅为我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时间啊！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我曾要求以鲁迅同我合译的名义出版，但鲁迅没有同意。可见鲁迅是多么谦虚！”
一九三六年夏，鲁迅病重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增田曾专程到上海探望鲁迅。没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时，正在故乡岛根县的增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刚刚接到鲁迅从上海发出的信。他心想鲁迅逝世的消息可能是误传，便立即写信询问许广平女士。几天后，收到了回信，才知道那消息是确实的。原来，增田收到的鲁迅的最后一封信，是鲁迅在停止呼吸前五天写的。增田说：“鲁迅的逝世，对我这个直接受过鲁迅教导的人来说，简直象突然失去了一根重要支柱。”
谈到对鲁迅的评价时，增田说：“毛主席最深刻地理解和最高度地评价了鲁迅。”“鲁迅先生作为同旧势力进行搏斗的伟大战士，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增田出示一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逝世前一个月写给他的信，那信上写着“因为没有气力，花了四天工夫”写了“对徐懋庸辈的文章”，并且指出，当时在“上海总有一伙人，一遇到发生什么事，便立刻想利用来为自己打算，故须略为打击一下。”增田说，一九三六年夏，他去上海探望重病的鲁迅时，鲁迅就曾告诉他要写一篇文章，同徐懋庸决裂。增田回国后不久便看到了鲁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当时立即写信给鲁迅，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
增田说，在三十年代中国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国防文学”的口号抽掉了阶级内容，因而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才是明确和正确的。增田说：“周扬等人曾经企图掩盖这一事实，并进行诬蔑和篡改，但是，鲁迅给我的信，完全戳穿了这一点，并驳斥了周扬等人的谣言。”
增田向记者说：“鲁迅在加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鲁迅明确地认为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军事当局，而不是广大人民，他坚持同日本人民友好交往。”
增田指着那幅挂在书房墙上的鲁迅的手迹说：“这是我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辞别鲁迅时，鲁迅送给我的。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这首诗充满了鲁迅对日本人民的深厚的友好感情。”
增田一九三六年再次去上海时，鲁迅曾对他表示很想重访年轻时留过学的日本，特别是重游仙台，但终于未能如愿。增田说，鲁迅思念仙台，思念他的老师藤野先生。一九三四年，增田计划出版《鲁迅选集》时，曾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选收哪些文章好。鲁迅回信说：选什么文章“请全权办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敬意和思慕。增田强调说：“日本人民，仙台人民同样地爱戴鲁迅，他们为鲁迅建立纪念碑，举行各种纪念活动。鲁迅的作品在日本拥有广大读者，他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得到日本进步知识界的共鸣。”
增田谈到鲁迅曾于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猛烈抨击霸道和侵略者的文章《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改造》杂志在刊登时改题为：《火，王道，监狱》）。他说：“鲁迅在当时就反对霸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世界上仍有帝国主义。实际上，日本的北部就受帝国主义的威胁，只要是霸权和霸道，我们就反对。”增田强调说：“我相信，阻力一定会排除，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定会缔结，日中两国人民必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正象鲁迅在世时任何力量也未能把日中两国人民分割开来一样，今天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日中两国人民友好的不断发展。”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鲁迅晚年结识的日本朋友增田涉展示鲁迅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赠给他的亲笔题诗。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