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旧年画形式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学习旧年画形式
王朝闻
一
在新年画创作里，不论内容与形式，都有很多可贵的作品。仅就学习旧形式这一点而论，也有不少成绩。像冯真的《娃娃戏》，就是最引人注意的一例。它具备着“五子登科”等等以儿童为题材的那种逗人喜爱的旧年画的特点，但到底又不是“五子登科”这类旧格式的套用。它也讲究构图上的装饰趣味，但比那些旧年画更活泼，更有生活气息。巧妙的把严肃的内容和儿童游戏相结合，这结合无损于它的浓烈的生活气息。或者说，这游戏中本来就具备着严肃内容，无非被作者敏锐的感到，并适当的用装饰性的样式介绍出来。
为什么作者能够超过公式主义的“五子登科”呢？这原因不仅由于作者在儿童心理上有其独到的体察，不仅由于他喜爱并比较熟悉革命的儿童，不仅在于他有明确的宣教工作的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也由于他没有忽略接受遗产的原则。——是借鉴而不是替代，是吸取而不是抄袭，是发展而不是保守。这张年画在装饰趣味上没有拒绝旧年画的影响，但它到底是一幅反映现实的新年画，没有被旧格式所拘束，没有在形式上作浮浅的模仿而忽略新内容。正相反，他是在为了新内容而利用了集体的创作方式以研究适当的形式才达到现有水平的。
和这种倾向相反的套用旧形式的倾向，今年在无锡、上海、香港、武汉、敦煌、开封、冀鲁豫、北京等地的部分作品中出现。虽然这些地方美术界的同仁们在新年画工作上很努力，也产生了很多成绩，但就套用旧形式或没有摆脱传统审美观点因而妨碍新风格的成长这一点而论，应该说这是今年新年画中的重要缺点之一。为了互相帮助，举几件作品谈谈是必要的。
先说以儿童为题材的年画吧。上海京华印书馆所发行的一幅“城乡互助”，就是显著的例子之一。在“代表”工农的两只旱船里，各有三个儿童，儿童的形象贫乏不用说了，顶使观众感到不满的是把市民趣味插在这应该说是严肃的主题里，无批判的模仿或惯用色情的旧艺术。斜睨着姑娘的、那个鼻子上写了“王”字的小丑，与其说是儿童，不如说是流氓。这样儿童是在儿童灵魂被沾污的旧社会里经常出现，但不值得表扬——用应该是教育人民的艺术来加以表扬。很显然，作者与出版者忽略了它将产生什么社会效果。也许由于旧习惯旧传统的束缚，根本没有计较它是否毒害儿童，没有用新文艺方针来衡量它在宣传教育上该负什么责任。不论如何，冠冕堂皇的标题，——“城乡互助”——掩盖不了低级的庸俗的旧趣味，客观上，作者把具有严肃意义的主题歪曲了。
无锡出版的“福禄寿”三星，几乎完全是一张旧年画。除了极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拼凑上一面绿色小旗，上面写着“拥护毛主席”和下脚的“福禄寿”三字加上新的注解之外，从什么地方能承认它是一张对于旧形式有所删除有所增益的改造过的年画？与其说是不易摆脱旧形式的束缚，不如说是旧形式的原封不动的移运。与其说是旧形式的利用，不如说是旧内容的借尸还魂。开封出版的“年历”竟然是穿农民服装的灶王爷。也许作者在适应落后群众的习惯，但这种适应在效果上是向封建思想投降。在敦煌出版的门神式的“工农赐福”“兴家强国”，那工农不是人而是神是鬼，是化了装的神和鬼。学习古典遗产连神鬼的绿色眉毛也搬到工农头上，实在是不小的“疏忽”。如果竟因为太热中于封建艺术的形式，那更是值得在为新群众时深深考虑的。尽管这些愿意为新文化工作的朋友们很热心。（敦煌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也制作了不少年画，单凭这一点，也就不容忽视。）人民可以欢迎他们的热情，却不欢迎这无批判的套用旧形式因而损害了新内容的倾向。
套用旧形式的毛病，也表现在上海长春画片公司出版的比较工细的“迎接胜利年”，冀鲁豫农村画店出版的“解放军保卫老百姓”等画上面，虽然作者好意在歌颂解放军，但是，那财神似的，四大天王似的解放军，很难给观者以正确的认识和热爱。上海艺文书店出版的“东方红，中国出了毛泽东”，毛主席的像出现在虚幻的空中，宗教的神秘气氛很浓，现实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画面上成为一种神似的存在。比这更不恰当的，是武昌人民教育馆制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里的毛主席及其出现的光景。它将给观众什么印象是容易想象的。
此外，在北京和上海出版的部分的中国画风和月份牌风的年画里，虽然情况不如此触目，但是还没有摆脱旧风格的束缚因而引起观众不满的情况也还是值得作者注意的。“庆祝新中国”里的儿童，由于形象不现实，有人说是“满清的儿童”。一些农妇太像仕女画的面型和姿态，观众说他们是“地主姑娘穿破衣”。有的农民形象被观众误认为李铁拐，为老道。有人认为“解放军成了洋场公子”。工笔画和月份牌当然应该利用，但在画风与形象上必须认真改造。否则，不仅不能表现群众的思想，连外貌也不能现实地描写。
早在公历新年，香港大公报就印赠了外表精致的，“我们跟毛泽东在一起”。在香港宣传各个革命阶级应接受伟大的人民领袖的领导，在帝国主义统治地区歌颂应该歌颂的人民领袖，这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作者太看重他的习惯了的装饰趣味，或“漫画”趣味，来一个大头小身体，效果上是对于人民领袖的一种歪曲。把英明的人民领袖画得那样呆头呆脑，不熟悉人民领袖的群众，如何能从这画引起“跟他在一起”的崇高情感呢？
当然喽，新形式的出现，必须在旧形式的不断改造中产生。这过程中有艰苦的斗争，从否定中产生肯定。如何为群众的学习过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了加速缩短这过程，必须是勇于检讨既有成绩，因而才能预见或正确准备贡献新成绩。
旧年画形式那些方面应该学习的理论尽管还有待于同仁仍作研究，但至少，装饰趣味要服从现实内容，任何变形或想像要不歪曲现实本质。可以像旧年画一样明快、朴素、均衡、饱满、鲜艳，不能任意粉饰或扭折生活。不抹杀旧形式的长处也不让旧形式的落后部分借尸还魂。有条件的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不等于投降旧习惯，无区别的把封建的市民趣味的习惯来和新的发展的审美观念相混淆。
学习旧形式是形式问题，也不止于形式的问题。热心于年画工作的朋友们，为了避免投降旧形式的客观效果，单从形式问题来考虑，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决。初学画而年纪又小的冯真，如果说他多少有一些成就的话，那成就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很显然，主要的不在于旧形式的模仿而在于合理的运用，特别重要的是他参加斗争生活和政治学习的相当努力。
二
旧形式的套用，也还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论根据。下面是最近收到的有关洛阳年画工作的一篇论文的节录。（虽然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正确的，强调参加实际生活，学习政治之重要，但在学习遗产问题上，是错误的。）
“……特别是新灶画，刘更身同志把《张皂君》改画成老农民，把《一家主》改写成《全家乐》，把《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改写成《翻身生产，劳动发家》，观众就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些画将是每一个农民每天所看到的图画，群众爱好它，但我们的美术工作者的实际行动远远落在群众需要的后面。……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普遍的习惯，把灶画上只画十个或十一个人，那一定会大大减低它的销售量。因为十二口人的灶画，对农民来说虽然有些迷信成份，但这已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了。他们是要求人兴财旺。诸如此类的群众习俗，我们都必须注意研究，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同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旁点是摘录者加的。）
很明显，这位写论文的同志以为在神像格式里装一点新内容，不问装不装得进去，只要“群众”愿买，“爱好它”就行，他认为这符合群众“需要”，这是照顾群众“习惯”。在这节录部分的前后，一再提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对于这革命的原则在套用神像格式上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同意神像格式的套用，让顺应潮流的灶王爷化装农民，或者赞成“老农民夺取了灶王爷的宝座”（群众看了年画后的反映），把“翻身生产，劳动发家”的严肃内容庸俗化。
如果我们对于“喜闻乐见”，“群众需要”作狭隘的庸俗的解释，不从根本的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这个需要来看，即使还是多数群众的“需要”，也不应加以完全无条件的“满足”习惯，否则，在改造旧形式问题上我们就会犯投降旧形式的错误。动机上是尊重群众，效果上是不尊重群众利益。对待长期被迷信思想毒害了的某些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要求，不从本质上来加以分析，不从启发群众政治觉悟着想，而一味照顾与迁就群众某些落后欣赏习惯，不区别什么是他们应该“喜闻乐见”的艺术，这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尾巴主义，是对于庄严的普及工作采取了不严肃的态度。即使很多群众都喜欢那种旧形式，但是因为作为群众教育的美术，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觉悟而不是简单的迁就他们的习惯，只换文字不改旧格式旧作风，那是不行的。因为群众从形象上来认识内容不是由文字来认识内容，那就不能产生依靠劳动以致富的积极效果，而是看旧灶爷一样希望神给予帮助，这不能说是正确的利用了旧形式。
对于群众需要的狭隘看法，也源于对群众欣赏习惯的固定看法。群众的欣赏习惯是不是不变动的呢？不是的。特别是政治地位已经提高，政治觉悟正在不断提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群众，他们不会永久停顿在喜爱灶王爷或象征发财幻想的财神之类的题材和适应此一题材的表现方式的。所以为人民服务的年画作家，必须从政治学习，斗争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从原则上认识什么是新社会的群众的愿望和理想，从生活形象中去感受这些内容如何表现在他们的对待各种事务的动作、姿态、表情、心理状况及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这，不仅可以正确的生动的刻画人民，虚构出虽未成为普遍存在却可能存在或即将成为普遍存在的形象。而且，从而可以学习或体会什么是将要成为习惯的审美观念，以便求得年画的现实性与装饰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恰当的统一。
三
有人怀疑，如何学习民间年画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作家靠什么来正确改造旧形式呢？如何批判的学习美术的民间形式，至今确还缺乏系统的理论，在毛主席文艺方针之下，系统分析民间形式的理论还要等待创作工作者在改造旧形式的实践中的努力，理论工作者在遗产中的研究并从改造旧形式的程序中去研究。但是，对待旧形式的改革必须从宣传教育的效果着眼，有批判，有继承也有抛弃，有发展也有淘汰，而不是无条件的拥护这一原则是已经肯定了的。前面说过，改造旧形式是一种斗争过程：是克服它还是投降它？是优良部分的承继发扬因而提高了新年画呢？还是误解利用而让它化装保留呢？这必须从旧年画的服务目的与新年画的服务目的来研究，必须从政治效果的估计来处理这问题。前面说过，如果不把接受遗产问题简单的看成处理形式的问题，而是从广大群众的教育作用来对待这一问题，如何向旧年画学习的问题不一定等待系统的理论先出现，也不至犯经验主义的毛病，因为这实践中其实已有理论在。有相当群众斗争生活经验也有相当政治水平的很多年画工作者不是已经创造了群众喜闻乐见，真正符合需要的成绩吗？
总之，旧形式的学习问题是形式问题也不止于形式问题。离开了作家的新艺术观点的学习，离开了为人民与如何为人民的原则的学习，离开了群众斗争生活的体验以及观察，对旧形式不从它为谁服务与如何为谁服务上面学习，不区别什么是应该死亡的和必然发展的欣赏习惯，而止于形式主义的探索，很难甚至不可能逃出旧形式的手掌心，有一片为人民服务的好心而得不到好效果，不在这方面犯错误也要在另一方面犯错误的。
关于学习旧形式的问题止于此。由于对问题的理解得有限，不能更具体的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且为了研究问题，也没有顾及这些意见是否会损害了一些刚开始为人民服务的朋友的创作热情。我想，即使是错误意见，也还有机会检讨；朋友们也不会因为比较直爽的批评就损害了创作热情的吧。
（《人民美术》第二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