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电影《创业》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围绕电影《创业》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北京市文化局评论组
当前，一个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
“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个反动目的，几年来，他们死死抓住文艺不放，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充当了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扼杀故事影片《创业》，并肆无忌惮地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
去年二月，《创业》上映后，立即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一致称赞《创业》是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颂歌，是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颂歌，具有较深刻的教育意义和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多工矿企业把这部影片作为工业学大庆的形象化教材，迫切要求增加放映场次，还出现了许多学习英雄人物周挺杉和华成的动人事例。然而，从
“四人帮”那里突然吹来一股冷风，江青大骂《创业》“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他们串通一气，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给《创业》捏造了十条罪状，下令一不准继续印制拷贝，二不准报刊发表评论文章，三不准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等等。一部深受工农兵欢迎的好影片，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是为什么？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从来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观察文艺现象，一定要从社会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上来考察。原来，影片《创业》通过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了伟大的工人阶级，歌颂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这就触怒了“四人帮”。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从来是反对的；对于坚持革命的工人阶级，他们早就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去了；特别是对于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们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看成是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严重障碍。因此，扼杀《创业》成了他们分裂中央、打击陷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干部的一个实际步骤。
同时，影片还通过对反面人物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那些不搞马克思主义，专搞修正主义；不搞团结，专搞分裂；不搞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的叛徒和正在走的走资派。这也刺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就《创业》问题发出了重要批示，指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批示，说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心里话，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最大的关怀和鼓舞，对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光辉批示。
就在毛主席发出这一重要批示的当天，“四人帮”唆使人召开了一个小型秘密会议，批判一位青年对“十条罪状”提出异议的来信，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批示，继续扼杀《创业》。“四人帮”还对有些省、市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大为恼火，百般刁难。有的报纸刚刚宣传了一下《创业》，发表了几篇工农兵的评论文章，姚文元就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勒令禁止。江青竟然破口大骂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同志是“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胁迫反映情况的同志重新给毛主席写信，承认影片有“错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施加压力，猖狂反扑。并设置圈套，要《创业》创作组、摄制组按照“四人帮”反革命意图，重拍所谓新《创业》。
这又是为什么？
“四人帮”穷凶极恶地封锁、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正说明这一重要批示无情地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毛主席的批示再一次打乱了“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部署。江青一伙在《创业》问题上大作文章，为的决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得与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刁难影片的目的，是为了整人。他们打着“反对写真人真事”的幌子，秘密派人四出调查中央负责同志是否支持过《创业》的创作和摄制，密令“不论涉及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妄图分裂中央，陷害革命领导同志的铁证。王张江姚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极端仇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造谣言，放暗箭，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总想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是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又一次严重警告。
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斩断了“四人帮”扼杀《创业》的条条绳索，揭露了他们一伙破坏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丑恶嘴脸。“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无耻地篡改历史，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装扮成革命文艺路线的唯一正确的代表，把江青抬上了“文艺革命旗手”的宝座。其实，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紧紧跟随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参与过围攻鲁迅、摧残文艺新苗的罪恶活动。鲁迅曾经尖锐地揭露他们：“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他们手中没有真理，背后没有群众，只有帽子和棍子，动辄训人，武断专横。他们对《创业》的蛮横压制，是典型一例。毛主席气愤地批评他们：“太过分了”。揭露了他们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行径，剥下了他们的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唯一代表、“文艺革命旗手”的画皮。毛主席针对文艺界的现状，明确指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使得他们惶惶然如临灭顶之灾。他们公然篡改和歪曲批示，说毛主席讲《创业》“无大错”，就是说有“中错”，有“小错”，顽固地坚持强加在《创业》头上的“十条罪状”，继续扼杀《创业》，对毛主席重要批示进行肆无忌惮的对抗和反扑。
强加于《创业》的“十条罪状”究竟是什么货色，只要摘其一二，稍加剖析，就可以清楚了。“罪状”之一，是说《创业》曾三次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对石油工人的关怀，这就起到了“为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这说明，在“四人帮”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中央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他们蓄意夸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其罪恶用心就是要全面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所谓的另一条“罪状”，是说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引用了列宁、毛主席语录和《国际歌》的歌词，使得“人物语言概念化”。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对于这种语言，我们并不陌生。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时说过，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利用文艺反党时说过，苏修叛徒集团一直在这样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打着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所谓“概念化”的旗号，攻击无产阶级作品中革命的政治内容。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这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文艺宣传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四人帮”对《创业》的态度正是如此。在帝、修、反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的艰难岁月，是什么力量鼓舞中国工人阶级顶住了滚滚寒流，使帝、修、反的封锁一败涂地？不正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国际歌》中无产阶级的豪迈气概吗？“四人帮”如此忌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歌》，是他们反动阶级本质的大暴露。
“四人帮”扼杀《创业》和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事实俱在，罪责难逃。他们在文艺界的罪行，决不仅仅止于此。他们敌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篡改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他们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极力破坏和干扰各级党委领导文艺工作；他们敌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政策，拒不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大放资产阶级毒草，压制无产阶级的香花；他们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以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为名，混淆敌我界限，攻击革命领导干部，炮制了一批毒草，为他们搅乱各省、市，分裂中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们宣扬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束缚群众的创作思想，骄横跋扈，以势压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成果窃为己有，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大搞资产阶级的
“一出戏主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极力腐蚀和毒害文艺队伍，如此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给革命文艺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及时地果断地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为我党消除了一大祸害，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表现。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附图片）
影片《创业》剧照：为了搞垮石油会战，反革命分子冯超卡了周挺杉井队的粮食供应，并在大会上搞突然袭击，周挺杉针锋相对，当场揭穿他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