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扼杀《创业》说明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扼杀《创业》说明了什么？
　　洪广思
彩色故事影片《创业》上映已近两年了。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围绕着《创业》问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初，《创业》刚一上映，立即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称赞《创业》是一部好影片，是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颂歌，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颂歌。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却对《创业》百般挑剔，横加指责，他们又是责问，又是追查，又是指使人写批判文章，从他们开设的“钢铁工厂”、“帽子工厂”，抛出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妄图把《创业》一棍子打死。他们给影片罗织了莫须有的十条“罪状”，并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呀，“人情感化”、“公式化”、“概念化”呀，“写真人真事”呀，等等，下令不许宣传，不许继续印拷贝，不许电视台、电台播放，不许向国外发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坚决支持了《创业》，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影片创作组一位作者的信上，作了明确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大家齐声欢呼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可是自封为“拥护毛主席”、“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四人帮”，对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不仅不宣传，不贯彻执行，反而耍阴谋，施诡计，搞封锁，进行对抗。就在毛主席作了批示不久，“四人帮”的成员姚文元亲自授意，组织了一篇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黑文章，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还气势汹汹地对《创业》创作人员进行威胁、恐吓，强令作者给毛主席再写一信：做自我批评，撤回原信，建议《创业》不在国外发行，要求重拍一个新《创业》，妄图以此否定毛主席的批示。用心何其卑鄙毒辣，手段何其狡诈阴险！“四人帮”一系列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的事实，撕下了他们所谓“拥护毛主席”、“按毛主席指示办”的画皮，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反革命嘴脸。
鲁迅在揭露反动派残害人民的时候说过：“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三闲集·通信》）“四人帮”就是这么干的。《创业》的革命锋芒刺痛了他们的反革命神经，他们首先决计问罪，而后锻炼周纳罪状；而这罪状，恰恰是十条。这和鲁迅所揭露的反动派对付革命人民的卑鄙手腕真是一模一样，毫无二致。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授意炮制的所谓《创业》的十条“罪状”，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完全是颠倒是非，乱扣帽子，语无伦次，矛盾百出。
《创业》是以六十年代初期英雄的大庆工人阶级创建我国第一个大油田的光辉业绩为创作题材的。为了表现好这一题材，创作人员深入油田，与工人实行“三同”，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们以饱满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颂扬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讴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影片以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画面，通过石油工人的英雄群像，浓墨重彩、满腔热情地歌颂了石油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了甩掉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永远结束依靠“洋油”的时代，敢于同帝、修、反斗，同错误路线斗，同大自然斗的顶天立地的伟大革命志气。当影片冲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压制而在全国上映时，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热情赞赏，认为深受鼓舞和教育。而“四人帮”却说什么影片题材是好的，但“影片并没有把这一题材表现好”。他们罗织十条“罪状”，把《创业》一棍子打死。这说明“四人帮”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不同，是处于多么尖锐的对立之中！
《创业》的革命政治主题，是极为鲜明的。它令人信服地表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油田创业的胜利，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英雄的石油工人创业的道路。看过影片，人们不会忘记，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来“两论”时，工地上一片欢腾的动人情景；也不会忘记，周挺杉眼含热泪，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感人画面。“我们创业，就靠这‘两论’”，周挺杉这纯朴而深情的话语，说明毛主席著作给了石油工人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石油工人的头脑，擦亮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在会战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从而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影片明明是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四人帮”却诬蔑是为刘少奇“涂脂抹粉”。真是黑白颠倒，反动之极！这是“四人帮”“帽子工厂”惯于捏造罪名，乱扣帽子，蓄意整人的卑鄙伎俩。
《创业》对周挺杉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作者从无比丰富的生活源泉中，提炼了典型的情节和语言，生动地表现了周挺杉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雨中，从一个拉骆驼的苦孩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过程。影片既表现了周挺杉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敢打猛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质，又表现了他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智勇双全的品格。周挺杉的形象是高大的，而又是平凡的，是同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对广大工人来说，周挺杉既是自己队伍中普通的一员，又是自己学习的榜样。这正是周挺杉这个典型形象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教育作用的基本原因。对这样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的工人典型形象，“四人帮”却切齿仇恨，诬蔑是“一个鲁莽汉子”，“单薄”，“不典型”，这充分表明他们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劳动人民的死敌。
“四人帮”仇恨周挺杉这个英雄形象，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周挺杉作为一个坚强的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对从敌人监狱狗洞中爬出来的叛徒冯超之流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他说：“有的共产党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的却是另一条路。这种人，五七年有过，五九年有过，今天也还有。”因此，“要特别警惕那种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人”。这些一针见血的话正好刺中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心窝。他们这一帮不正是“戴着红帽子，藏着黑心肝”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吗？难怪他们要忙不迭地出来镇压了。
影片《创业》有没有不足之处呢？自然它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但“四人帮”的所谓“特别严格要求”，绝不是“要求”影片更加臻于完美，而是借口要求“完美”，妄图把它扼杀掉。就是这个曾被叛徒、卖国贼林彪捧为“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而实际上对革命文艺一窍不通的江青，出于破坏文艺革命的黑心，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打着要求“完美”的幌子，为文艺创作定下了种种清规戒律，稍有触犯，便判死罪，许许多多革命文艺作品就这样被她扼杀了。鲁迅曾经揭露过那些伪装革命的人们，“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他们以“求全”来捆住革命人民的手脚，使之动弹不得，成为他们奉献给反动派的牺牲。鲁迅愤怒地指出，他们的“求全”，其实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四人帮”的“求全责备”，也无非是要毒杀革命文艺作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政策，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正好打中了他们的这个要害。
“四人帮”扼杀《创业》的卑劣伎俩，并非什么新鲜货色。早在三十年代，蹲在“三月的租界”里鬼混的狄克即张春桥，曾疯狂攻击反映抗日斗争的进步文艺作品；四十年后，“四人帮”躲在他们的反革命的“安乐窝”里，不择手段地妄图扼杀《创业》，这是当年的故伎重演，老谱袭用。
如果说，四十年前张春桥追随周扬等“四条汉子”扼杀进步文艺作品，是为了推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那末，王张江姚“四人帮”扼杀《创业》，则是为了推行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文艺领域搞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阵地。长期以来，“四人帮”特别是江青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广大文艺战士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果窃为己有，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封为所谓文艺革命的“旗手”。实际上，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破坏党的文艺政策，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扼杀《创业》不过是其中的一例。我们的文艺是党领导下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四人帮”却妄图使文艺脱离党的领导，脱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轨道，把文艺界搞成他们反党集团一家独霸的宗派行帮，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文艺革命的“旗手”，而是地地道道的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罪魁。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已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毕现了原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蓬勃地发展。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奋起革命的“千钧棒”，驱除“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散布的妖风黑雾，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为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英勇作战。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