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是货真价实的投降派——重读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指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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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是货真价实的投降派
——重读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指示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室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作了关于评《水浒》的重要指示。这是继七月间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之后，又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这一指示，透彻地剖析了《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内容和实质，深刻地揭露了投降派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及其反动阶级本质，它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古典文学作品的典范。
这一指示，科学地概括了古今投降派的共同特征和反动本质，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识别和反对投降派的重大课题，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人民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当前彻底揭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它的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更加清楚了。
究竟谁在宣扬投降主义的《水浒》？谁是投降派？恰恰就是“四人帮”。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野心家江青在她专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无耻地颂扬投降派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们称他作‘及时雨’”。她还称赞宋江在浔阳楼“吟反诗，抒发了自己的反抗情绪”。她把这个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美化成为坚持革命路线的农民领袖，胡说什么“宋江被逼上梁山后，领导起义，同封建统治阶级坚决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应充分予以肯定”。她借口“有历史的局限性”，胡说起义农民向地主阶级投降是必然的，“这一点不要回避，回避这个问题就违背历史”，公然宣扬投降有理的叛徒哲学，为宋江受招安百般辩解。总之，关于评论《水浒》的种种错误论点，她都宣扬了，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至于那个到处挥舞大棒的姚文元，在五十年代就吹捧《水浒》是“伟大作品”，胡说什么小说的投降结局“激起了人民对于反动的剥削制度的痛恨”，为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大唱赞歌。
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指示，对“四人帮”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可是，他们活象白骨精那样，摇身一变，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装出一副权威解释者的面孔，变成批判《水浒》的英雄，举起反对“现代投降派”的旗号，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那首曾被江青吹捧过的浔阳楼的题诗，又受到同一个江青的嘲弄：“那是什么反诗？碰鬼！”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得好快。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抢旗子，定调子，偷梁换柱，大做文章。
“四人帮”是搞阴谋诡计的能手。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总是接过去加以歪曲、篡改，另搞一套，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四人帮”打起评《水浒》、反对投降派的幌子，这是一个政治阴谋，他们是要借此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
一是拉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掩饰自己吹捧《水浒》、吹捧投降派宋江的丑恶嘴脸，并乘机大捞政治资本。
二是利用评论《水浒》，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毛主席在七月间的这个批示，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先是封锁，不准传达。随后，就下令报纸尽快刊登评论《水浒》的文章，压住评论《创业》文章的发表。他们这样做，就是要冲掉毛主席关于《创业》的光辉批示。
三是把评论《水浒》变成他们打倒一切的一根大棒。他们到处抓所谓“现代的宋江”，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是“投降派”，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叫嚷宋江把卢俊义“千方百计地弄了去”，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诬陷和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
总之，一箭三雕，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是他们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
今天，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要彻底揭露他们在评论《水浒》中玩弄的阴谋诡计，重新学习毛主席评《水浒》的光辉指示，增强识别现代投降派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光辉指示，是辨别“四人帮”真面目的照妖镜。“四人帮”大喊大叫要抓“投降派”，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投降派。
早在三十年代，“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就追随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拜倒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脚下。张春桥炮制黑文，围剿鲁迅，美化不战而逃的军阀韩复榘，歌颂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贼蒋介石，叫嚷共产党要交出军队“统一”到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甚至鼓吹“我们只有在‘共存共荣’下才能够互相提携”的汉奸论调。这难道不是公开地无耻地推行受招安的路线吗？江青在双十二前夕的反共高潮中，为蒋介石五十岁的“购机祝寿运动”，多次粉墨登场。当“四条汉子”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抛出卖国主义黑戏《赛金花》时，她又百般钻营争当那个汉奸主角。这难道不也是热衷于充当受招安的奴才吗？可见他们的投降主义真是源远流长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江青伙同反动文痞姚文元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后，又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代表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利益，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量出卖国家机密。他们违反国家规定，挥霍国家外汇，大量进口各种洋货和黄色电影，欣赏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文化，陶醉于西方生活方式。在他们心目中，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他们妄想让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自己做
“洋大人”的“洋奴才”。“四人帮”就是这样要请资产阶级来“招安”，请帝修反来“招安”，象宋江那样，出卖革命，葬送革命事业。
重读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投降派要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就一定要屏除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领袖，篡夺领导权。宋江原是个
“郓城小吏”，本事不大，野心却不小，念念不忘追求高官厚禄，“青史留名”。上了梁山之后，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就千方百计排斥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革命领袖晁盖，耍尽权谋把自己凌驾于晁盖之上。晁盖一死，他就立即篡夺了梁山的领导权。一切搞修正主义的人，都是要拚命篡夺领导权的。当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四人帮”就抱成一团，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告周总理的状，妄图排斥周总理，由他们来“组阁”。一九七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时，他们咬牙切齿，怀恨在心，在阴暗的角落里猖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当毛主席病危和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更是千方百计要把毛主席亲自选定和培养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屏除在外，迫不及待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虽然时代不同，阶级内容各异，但“四人帮”搞的那一套，袭取的仍然是宋江篡夺领导权的老谱。
重读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投降派要改变革命路线，就必然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搞修正主义。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晁盖“共聚大义”团结造反的农民起义路线，改变成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追求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四人帮”打着“代表毛主席”的幌子，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把毛主席的指示改了几个字，公然伪造了一个所谓的“临终嘱咐”，然后大肆宣传，招摇撞骗，把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来篡改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不也是和宋江如出一辙吗？
重读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我们可以进一步懂得：对投降派要作阶级分析，认清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宋江是由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倾轧，“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里，混入革命队伍的。他同高俅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之争。“四人帮”经常自我吹嘘为“革命造反派”，其实，他们也正如《水浒》中的宋江一样，“造反”是假，反革命是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抢功抓权，投机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和刘少奇、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代表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利益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都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整走资派的幌子，把自己保护起来，对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恶狠狠地扣帽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干了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想干而干不了的坏事。很显然，他们这帮投降派篡党夺权的阴谋一旦得逞，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四人帮”在评《水浒》中演出的“贼喊捉贼”的闹剧收场了，他们投降派的面目彻底暴露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们要以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为武器，充分运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反面教材，把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批深批透，批倒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