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历史研究》的遭遇和“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
《历史研究》编辑部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一段时期内窃据了党的宣传大权。他们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学术领域内推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只准他们一伙信口雌黄，肆无忌惮地制造反革命舆论，不准别人对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害人们思想的反革命言论稍表异议。学术战线上爆发了一场“四人帮”极力加强控制与广大群众反对这种控制的斗争。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争夺舆论阵地的政治大搏斗。《历史研究》杂志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和激烈程度。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高瞻远瞩，察觉了“四人帮”控制学术战线的罪恶企图，于一九七三年四月间作出了关于恢复《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的重要指示。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象一声春雷，粉碎了“四人帮”扼杀科学研究、控制舆论阵地的种种借口，打碎了“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头上的枷锁。毛主席的指示正式传达到了《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的主办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广大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人心振奋。当时，《历史研究》杂志立即开始进行筹备工作。六月十八日，学部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恢复《历史研究》的请示报告，提出恢复刊物的计划，请求批准。
可是，学部的请示报告落到“四人帮”手中，就被压了下来。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指定恢复的《历史研究》等刊物的筹备工作，不能不陷于停顿状态。毛主席关于恢复刊物的重要指示，遭到了“四人帮”的封锁和破坏。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热情，遭到了“四人帮”的压制和摧残。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了。来势迅猛的群众运动，迫使“四人帮”改变他们的反革命策略：一方面，他们接过旗帜，竭力把自己装扮成批林批孔的英雄；一方面，假借“批儒评法”的名义，偷梁换柱，力图改变这场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的性质，使它变成实现“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次舆论攻势。
为什么“四人帮”在这个时候要加紧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舆论攻势呢？就是因为当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已在中央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四人帮”妄图借着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由他们出面篡权“组阁”。组织准备，舆论攻势，双管齐下，杀气腾腾，“四人帮”反党的罪恶活动达到了一次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斗争形势下，王张江姚这帮对祖国历史向来抱着虚无主义态度、向来一窍不通的家伙，突然成了祖国历史的“热心研究者”，到处作讲演，发指示，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毛主席关于恢复刊物的指示，他们先是拒不执行，这个时候突然变成了他们非常热心的课题。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四人帮”在一次会后鬼鬼祟祟地留下来，找几个单位的写作班子谈了两个小时。张春桥提出办《历史研究》的问题，对“四人帮”当时在科教组的那个死党说：“原来让学部筹办，总是搞不起来。就让你们办。”江青接口叫道：“办《历史研究》，不要学部！”并且亲自提名要让她的“学术顾问”某教授“签头名”。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原来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历史研究》的主办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被一脚踢开，另外搞起了一个由“四人帮”的那个死党把持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他们那个死党把《关于出版〈历史研究〉的请示报告》送给姚文元，很快就由张、江、姚批准了。十月，出版了《历史研究》试刊号。十一月十一日，他们那个死党又把《关于〈历史研究〉试刊号修改后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送给“四人帮”。十二月二十日，由“四人帮”一手策划并把持的《历史研究》正式出笼。
“四人帮”对《历史研究》这个刊物的态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奇特的变化：由冷到热，由拒不执行毛主席恢复刊物的指示，到亲自出马，周密部署，牢牢把刊物抓到手上。这种表现，恰恰暴露了他们心怀鬼胎。开始，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是妄图守住他们独霸的舆论阵地；以后要办《历史研究》，则是看到历史可以利用作为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新阵地。为了把《历史研究》办得适应他们反党的需要，“四人帮”从刊物的筹办，到它的方针、内容、组织措施，都费了一番心计。定调调，划框框，炮制各种清规戒律，生怕这个刊物离开他们所确定的反革命轨道。复刊后的《历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成了他们的“帮刊”之一。不仅编辑部的一切事务由“四人帮”在科教组的那个死党一手把持，而且刊物每期的选题计划、审稿、定稿，也统归“四人帮”的黑班子梁效“把关”，还规定每期至少刊登梁效的文章一篇。“四人帮”的另一个黑班子罗思鼎，也对当时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实行遥控，极力施加影响。大野心家江青也采取她惯用的手法，在一九七四年国庆节派人送给编辑部一箱芒果，收买人心。
利用历史为“组阁”篡权大造舆论，就是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四人帮”为什么对于《历史研究》这么一个学术刊物突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的政治背景和真实动机。
当时，“四人帮”把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统统动员起来，打着“批儒评法”的旗号，在报刊上抛出了一大批冒充研究历史的毒草文章。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篡改毛主席的历来教导，任意曲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任意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他们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抹煞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们的武器全部是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地窖里挖出来的发了霉的唯心史观的破烂货。英雄史观、唯意志论、天命论、天才论、人性论、阶级调和论、历史循环论、清官论、让步政策论，乃至抽象继承法、含沙射影术、诡辩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真是应有尽有，拼凑了一个不堪入目的封资修大杂烩。“四人帮”就是把这套货色，装点几句被他们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语录，杂凑几条斩头去尾、生编硬造的史料，炮制出一篇篇反党黑文，明枪暗箭，向党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在“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阴谋中，被他们控制在手上的《历史研究》，确实也派上了用场，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梁效、康立（即罗思鼎）之流的毒草文章，在“四人帮”掀起的反党的腥风浊浪中，也吹起过一阵风，推起过一层浪。例如，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文，便是一篇打着歌颂农民战争的幌子，宣扬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合作，借以为“四人帮”这些“当代法家”的篡党夺权编造“理论”根据的“重点文章”；又如，康立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则是一篇为了把有反动历史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之流捧上台，把毕生献身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赶下台制造舆论的极端恶劣的代表作；再如，由梁效弄虚作假、代笔炮制的《农民反孔斗争史话》，发表的目的则是为江青歌功颂德。仅仅从这几个例子，已经不难看出，在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四人帮”利用《历史研究》究竟打算干一些什么和干了一些什么勾当！
“研究历史经验”的薄纱，丝毫遮不住“四人帮”反革命的真容。他们长篇大论地讲历史，纯纯粹粹是为了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但居心愈是险恶，手段愈形狡猾，假面也便愈怕揭穿，因此便想借助他们窃据的权势，推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用“帽子”和“棍子”压制一切不同意见，由他们来独霸学术论坛。他们最为仇恨和惧怕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一旦争鸣起来，就会使他们面临戒律被突破、画皮被撕开、谎言被戳穿、“一帮独鸣”的“帮天下”被打开缺口的危险。因此，他们便极力曲解“百家争鸣”的方针。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叫嚷：“百家争鸣”只能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进行”！姚文元大反“百家争鸣”，他不仅公然不准在《历史研究》上就曹操问题“开展大篇幅的争鸣”，而且在关于《历史研究》正式出刊的请示报告上，又是眉批，又是边注，无非是要求绝对服从“四人帮”的“目的”，绝对服从“四人帮”的控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要给你扣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甚至是“和苏修、美帝相呼应”的罪名！在他们这一小撮孤立而又虚弱的反革命小丑看来，只有禁止争鸣，压制真理，才能达到统一反革命舆论的罪恶目的。正是在这种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历史研究》一九七四年第一期开始的，仅仅为了做个样子，但又很不象样子的关于曹操的讨论，很快便有头无尾，不了了之。从此，《历史研究》也和“四人帮”控制的其他报刊一样，再也不见“百家争鸣”的影子了。
“四人帮”想一手掩住天下人耳目，是枉费心机的。在毛主席的严词斥责下，“四人帮”“组阁”篡权的阴谋失败了。由此产生的不利于“四人帮”的形势，迫使他们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将《历史研究》交回哲学社会科学部。但是，“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还要继续控制这个刊物。“四人帮”把学部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看作眼中钉。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制造空气，施加压力，强迫编辑部屈从他们的意志。他们已经把这个杂志糟蹋得不成样子，可是还不满足，乃至授意他们的党羽加紧策划从外部夺权。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区区一个杂志不在他们手里，竟如此之不能见容吗？是的，这正是“四人帮”之所以为“帮”，他们的“帮性”就有这样的强烈。在最近一年里，“四人帮”对《历史研究》恨得要死，只等时机一到，就要一口吃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及时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我党历史上的又一个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我们决心同广大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一道，彻底清算、彻底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活动的累累罪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阶级斗争学说，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