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篡党夺权舆论工具的罪行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
——揭发、批判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篡党夺权舆论工具的罪行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广播、电视工作极为关心，极为重视，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笔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人民广播事业指出了政治方向，制定了指导方针。
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刘少奇、林彪一样，十分懂得舆论工具的重要性，拚死地同无产阶级争夺广播、电视这块舆论阵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把黑手伸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他们打击和迫害革命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指使受蒙蔽的学生冲击电台。江青疯狂叫嚷：“广播电台这样重要的单位，我们管定了！”反革命吹鼓手姚文元窃取了宣传大权以后，把广播、电视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对抗毛主席的光辉题词，篡改广播、电视的政治方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姚文元在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中，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是全国电视观众的迫切愿望和最大幸福。一九七五年九月，毛主席会见一位外国客人时，谈笑风生，神采奕奕，电视记者拍了不少好镜头。可是，姚文元在审片时却提出：“不要近景，只要全景就行了。”记者要求保留毛主席的两个近景镜头，姚文元也拒不采纳。毛主席送客人到门口，和客人握手告别，表明毛主席身体健康，姚文元却不许拍这个镜头，只让记者去拍客人上车的镜头。那个一贯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江青，对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根本不重视，不管多么急的片子，送到她那里要她审，她不是打扑克，就是散步，迟迟不看，甚至还恶毒地攻击说：“反正没有什么新鲜的！”真是反动透顶！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广大干部、群众满怀无比悲痛的心情瞻仰毛主席的遗容，个个失声恸哭。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却砍掉了许多感人肺腑的镜头，连哭泣声也不准多用。中央决定，广播、电视要转播毛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为了使我驻外使、领馆的同志和海外侨胞能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局准备使用正在休息的对国外广播的机器和频率同时转播，也被姚文元下令禁止。“四人帮”的心比毒蛇还要毒！
一九七四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工农兵的理论队伍茁壮成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在这个群众性的学习热潮中，广大工农兵和基层干部强烈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讲座节目，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根据广大听众的迫切要求，中央台组织了一个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相结合的播讲班子，准备系统宣传马列和毛主席的几本书。请示报告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送给姚文元，他却一直不批。直到十一月十四日，他才在一次谈话中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写了一个报告，我一直压着没批，也不好否，我让你们去征求工农兵的意见。”短短的几句话，姚文元两面三刀、阴险狡猾的嘴脸暴露无遗。报告上明明写着宣传几本书的计划是根据工农兵的意见提出的，姚文元反对这个计划，但害怕过于露骨，“不好否”，于是，又反过来让中央台去“征求工农兵的意见”。这是姚文元为了达到他反对宣传马列的罪恶目的，而煞费苦心寻找出来的借口。姚文元还胡说中央台系统地宣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容易出问题”，为了掩人耳目，他出了个鬼点子，让“在每本书上抓几个问题”，零敲碎打地组织几篇“短小”的“学习体会文章”。抓什么问题？这当然要根据他们“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的需要。怎样抓？就是借题发挥，大搞形而上学，片面性，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某本书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中央台宣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计划就这样被姚文元扼杀了。
姚文元还利用广播、电视这个舆论工具，反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总理。另一方面，无耻地突出他们自己。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毛主席，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中央政治局进行突然袭击。会上，江青、姚文元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场，他们的两个亲信一唱一和，气焰嚣张地作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企图把这个大会的录音在全国各地播放。
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给广播局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责问为什么大会的录音没有录好，把他和江青的插话“搞的一塌糊涂”，“是不是有人捣鬼”？江青、姚文元对录音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下令复制一百多套，准备发往全国各地。伟大领袖毛主席
洞察一切，及时发现了“四人帮”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不许把录音带往各地发，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一九七四年国庆前夕，敬爱的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战斗任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求广播周总理的讲话录音，姚文元却借口只是“简短祝酒”，不准广播。电视新闻片也不用周总理讲话的全文。
周总理在世时，“四人帮”想方设法地诬陷、折磨和迫害他；周总理逝世后，姚文元又千方百计地破坏周总理丧事的报道工作。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在电视里瞻仰周总理的遗容，有电视机的单位，都组织群众轮流收看。姚文元的反革命嗅觉十分灵敏，就亲自对电视“把关”，左一个“批示”，右一个电话，下达了种种禁令：不准电视台广播周总理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不准在播映周总理遗像时配哀乐；不准播映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不准拍摄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场面；不准播映失声恸哭的镜头；不准把百万群众冒着寒风，肃立路旁，为周总理送灵的镜头编入电视片；不准播映有周总理形象的电影；不准在报纸上刊登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预告；不准组织群众收看悼念周总理的电视节目；不准播映外国领导人到我使馆吊唁的电视片，等等。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按计划安排连播三天，可是只播了两天，姚文元就不许再播。由于电视台在报纸上刊登了重播这条电视片的预告，姚文元就一连打了三次电话，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四人帮”对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妄图抹杀周总理为党为人民建树的丰功伟绩，压制全国人民对周总理无限崇敬和怀念的感情，这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据不完全统计，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周内，广播局就接到各地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一千多次，来信一百多件。许多观众在电话中泣不成声，要求多播几遍悼念周总理的电视片。许多听众质问电台是代表谁的？为什么人民的电台不能反映人民的心声？电台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有的听众在信中义正词严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怀念、热爱，是封锁不住的，压制不下去的！”听众和观众的质问是何等的好啊！这些充满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电话和信件，正是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愤怒声讨和无情批判。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选定华国锋同志为自己的接班人。去年四月，毛主席曾明确指示：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王张江姚“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贬低华国锋同志。按照惯例，毛主席会见外宾时，主要陪见人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是要编入电视片的，可是，华总理在门口迎接外宾时，姚文元却不许拍摄。唐山地震后，华总理率领中央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姚文元在审看这条电视片时，以“不要暴露灾情”为借口，不准把华总理的许多镜头编入电视片，妄图缩小华总理的巨大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舆论工具，在宣传报道中，拚命突出他们自己。在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时，奸诈狡猾的张春桥故意长时间地抢镜头。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则厚着脸皮，让再增加一个他自己的镜头。真是无耻已极！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在宣传报道中，他们也更加露骨地贬低华主席，更加无耻地突出他们自己。在毛主席的治丧活动中，反党野心家江青在花圈上大作文章，姚文元就在消息和电视片中大肆渲染江青的花圈，为江青当“女皇”制造舆论。姚文元还多次指令电视记者“照好政治局委员的集体镜头”。其实，照好“集体镜头”是假，打着“集体”的幌子，否定华国锋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突出“四人帮”，才是真意。有一次，姚文元在审看电视片时，发现华主席的镜头较多，大为恼火，强令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镜头加长，用这种阴险的手法贬低华主席。十月三日，姚文元在审看天安门城楼国庆座谈会的电视片时，借口林彪曾经讲过“高举”，下令换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标题，并且通知其他新闻单位，以后不准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时，他还砍掉了这条电视片中华国锋同志讲话的录音和许多镜头，以此发泄他对华主席的刻骨仇恨。在姚文元的控制下，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电视片和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都贬低了华国锋同志，突出了“四人帮”。“四人帮”如此不择手段地宣扬自己，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可是，这几个人心丧尽的大恶棍，尽管拚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仍然掩饰不住他们的丑恶嘴脸。广大观众在电视里看到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丑态，都嗤之以鼻，有的观众愤怒地关了电视机，有的当即给电视台打电话，对突出宣传“四人帮”提出强烈抗议。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制造篡党夺权反革命舆论的有力回答！
姚文元肆意反对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时，他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篡改，塞进私货，大肆鼓吹；有时，则竭力封锁、扣压，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论联合政府》）一九七二年，中央台在《对工人广播》节目的方针里提出要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姚文元大笔一挥，删去了。从此，“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就在广播和报刊里消失了。试问，我国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了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这有什么错误？广播电台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加油鼓劲、呐喊助威，又有什么罪过？姚文元不许宣传劳动竞赛，说穿了，就是害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冲击“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打乱他们的反革命部署。
在姚文元的控制下，广播、电视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四个现代化”不许讲了，“大干社会主义”不能说了，《大干颂歌万里传》等歌曲不让唱了，甚至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纲领，也不准宣传了；不仅不准公开宣传，甚至在内部简报上写了这句话，也被姚文元恶狠狠地删掉了。再清楚不过了，“四人帮”这几个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既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又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妄图搞垮我国的国民经济，毁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视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他自己的言行，也泄露了他们的天机。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姚文元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不担心广播工业的发展，我关心的是广播局再经过两三年能不能建设成一支好的队伍，把歪风邪气打下去，一旦有事，党中央让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能经得起阶级斗争和战争的考验。”他所说的“党中央”，就是指“四人帮”；他所说的
“歪风邪气”，就是指广大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对“四人帮”的仇视、抵制和斗争；他所说的“一旦有事”，就是指“四人帮”篡党夺权。去年八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姚文元趁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之机，以“慰问”为名，两次窜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大讲什么“电台还在广播，就说明政权还在发号施令”，“这次是接近于临战”，“锻炼了我们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是一次战备演习”，“要认真总结经验”，等等。显然，姚文元妄图把广播电台变成“四人帮”的驯服工具，“一旦有事”，发生“突然事变”，“让怎么做就能怎么做”，为“四人帮”“发号施令”。这几句话，已经把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和盘托出了！姚文元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四人帮”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他们狗急跳墙之日，也就是彻底覆灭之时。
随着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垮台，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打开收音机，声讨“四人帮”的怒吼响彻天际；电视屏幕上，热烈欢呼华主席为我党英明领袖的画面激动人心。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誓作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喉舌，确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音，把华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准确、及时地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舆论工具的巨大威力，彻底清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而努力办好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