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指明方向　平定县一年大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华主席指明方向　平定县一年大变
中共山西省平定县委书记　李锁寿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举行开幕式那天，“四人帮”里的文痞姚文元也窜到昔阳，他冷冰冰，阴森森，始终没吭一声，临走路过平定时，却放了一个臭屁：“不是要全国学大寨吗？大寨的经验连平定都不学，别的地方能学！？”这是明目张胆地否定大寨和昔阳的根本经验。
那次大会后，党把我从昔阳南垴大队派到平定县工作。我当时思想很明确，就是要和那些想砍倒大寨红旗、否定昔阳经验普遍意义的人进行斗争，就是要尽快把平定建成大寨县，为大寨红旗争口气。
过去的十几年，我一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没有领导一个县的工作经验。到了平定，我一面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学习讨论，一面到群众中、到基层干部中了解情况。认识到，平定学大寨为什么上不了路？主要是县委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社会主义没有压倒资本主义。要平定改变面貌，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学习昔阳经验，首先请来贫下中农代表帮助县委整风，算了四笔帐：
一、粮食产量帐：建国以来，全县平均亩产每年递增四斤，增产比例在晋中地区倒数第一。二、对国家贡献帐：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年中，平均每年给国家交售粮食二百六十万斤，每人平均九斤。三、生产条件改变帐：全县每人平均一亩五分地，文化大革命以来，汽车由四十五辆增加到一百六十辆，拖拉机由两台增加到一百七十台。按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应该搞得好一点，可是，由于汽车、拖拉机主要不是用在农业上，生产面貌基本没有改变。四、农副业收入比例帐：一九七四年在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中，副业收入就占了一半以上，背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四笔帐算得好，透过经济帐看出了方向道路上的问题。有些社、队领导班子中有人热衷于搞资本主义，他们说：“有了黑（煤）白（石灰）黄（硫磺），不愁钱和粮”；“煤炭能换粮油菜，何必学大寨”。在县委整风中，大家大揭大摆资本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大量的事实说明，平定迈不开学大寨的步，是因为资本主义挡着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
病根找到了，怎么样下药？我们反复学习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通过解剖黄统岭公社的问题，大家认识到，平定县资本主义泛滥为什么长期刹不住？主要原因是县委内有人支持。矛盾揭开以后，县委立即趁热打铁，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县委的短处，捅县委的痛处。常委们也严于解剖自己，自觉革命。一年来，象这样的开门整风，我们搞了四次。
正当我们整风整得上劲的时候，“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却大肆批判起整党整风来，什么“整顿就是复辟”啦，批资本主义是“矛头向下”啦，揭矛盾是“否定大好形势”啦。当时，我们就理直气壮地说，矛盾是客观存在，没有矛盾还叫什么世界？揭矛盾是为了解决问题，克服缺点错误。比起昔阳来，我们揭得还很不够哩！革命的越整越硬，反革命的整垮活该。你说整顿是复辟，我们说整顿就是革命，好得很，我们整风才开了个头，还要不断地整。
县委整风结束后，我们就派出由七百五十名县社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党建党，整顿社队领导班子，解决“五种人”掌权问题。首先在全县解剖了紧靠大寨路旁的锁簧公社的问题。这个公社条件较好，但是，公社领导班子中有人不学大寨，带头搞资本主义。工作队一到村，就先整顿领导班子，解决方向道路问题。
正当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大批资本主义，以锁簧公社为典型整顿领导班子的时候，“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继续一个劲地公开批判“软、散、懒”的提法“缺乏阶级性”，是“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攻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整干部”、“整群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报刊上一煽动，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风，说什么“平定县和上面唱开了对台戏”。一个个帽子扣下来。可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是遵照毛主席指示搞的，是按照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干的，是按照大寨、昔阳的经验办的，没有错！我说：“管它怎么讲，反正批资本主义不会错，整顿领导班子不犯罪，改造‘软、散、懒’班子完全对，不抓这些工作，我们还叫什么学大寨？”有的同志怕我犯错误，劝我说：“不要太急了。”我说：“这不是急，我还嫌太慢哩。我来平定，一不是为当官，二不是为挣钱，有啥可怕的？谁想把我们打成走资派，没有门！谁想把我们说成是搞修正主义的，办不到！”最后县委决定，对资本主义不但要继续批，而且还要大批，狠批。
整顿后的锁簧公社，端正了方向路线，走上了学大寨的正路。一年来，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处理农副关系，改河垫地，打坝造田，粮食亩产由五百斤一下子猛增到七百斤，由“供应户”变成了“贡献户”，去年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爱国粮三百万斤。
许许多多事实证明，不是我们平定的干部群众不想学大寨，而是“四人帮”干扰我们不能学大寨。一年来，我们万众一心，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
正当我们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有人又劈头盖脑地给我们泼来了冷水，说什么：“你们真不识时务，人家梁效的文章已经批判了大干是‘唯生产力论’，你们还抱住不放，早晚要吃家什。”反对我们大干，诬蔑我们大干。我们常委中有个别同志对抓革命、促生产和唯生产力论的界限划不清，讲路线空对空，抓生产不认真。于是我们组织县社两级的负责同志，学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经过学习，得出的结论是：唯生产力论一定要批，社会主义一定要大干。和大寨、昔阳比，我们还批的不够，干的不猛。大干一年，在“四害”横行、五灾俱全的情况下，粮食平均亩产由上年的四百六十斤猛增到六百斤，增产百分之三十。总产由上年的一亿九千三百万斤，上升到两亿五千万斤，彻底甩掉了平定这个“供应户”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