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经历之一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变色龙经历之一瞥
梁仲华
一九七五年九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诗刊》复刊，阴谋家、野心家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什么：“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姚文元的这句黑话，一方面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批准《诗刊》复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方面又为他自己过去的历史涂脂抹粉。既然姚文元提到他的“经历”，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经历过来的”吧。
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文艺月报》，有两篇引人注目的奇文：一篇是反动文痞姚文元的《论“知音”》，一篇是右派分子艾青的《养花人的梦》（属于“《草木篇》之类”）。前者是杂谈，后者是寓言，二者形式各异，但内容则如出一辙，可谓姊妹篇。
当时，艾青借“养花人的梦”，发泄他对党“数不尽的怨气”，攻击党的文艺政策。而姚文元也“想了好久”，终于炮制出《论“知音”》这株毒草来。
姚文元不愧为艾青的“知音”。他借用古人语言，和艾青相呼应，满腹怨恨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摆出一副“悲天悯人”、“为民请命”的架势。接着，他笔锋一转，以作家“千载难逢”的“知音”自诩，开出了根治“知实难逢”的药方：
“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应当朝做
‘知音’的方向努力，使自己从一些死板
的教条主义的公式中解放出来”，这样才
能“敏锐地发觉作品中天才的闪光”。
“教条主义”这几个字是姚文元把这篇奇文收入《细流集》时特意加上去的。人们都知道，资产阶级右派的所谓反“教条主义”，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姚文元所说的“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是指“分析‘矛盾冲突’和‘典型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是对文艺创作的要求。姚文元硬说拿这个要求去分析作品，就是“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而且还歇斯底里地叫嚣“教条主义的批评是‘吃不开’了”，“教条主义者是应当‘改行’了”，大有把党对文艺的领导一口吞掉之势。这样，姚文元就说出了右派作家们的心里话，真正成为他们的“知音”了。右派作家正是用这类语言攻击我们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姚文元的反党立场，比之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修正马列主义的真正的教条主义者，正是姚文元及其一伙。这就是结成“四人帮”以后的姚文元，为什么不恨教条主义，不反教条主义，而大反其所谓“经验主义”。
那么，姚文元从“死板的教条主义的公式中解放出来”之后，他“发觉”了哪些“天才的闪光”呢？请看：他发觉了马致远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他发觉了“‘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他发觉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什么“有力地表达出”“天上地下永远不变的深情”；他发觉了这些作品里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而且居然还有什么“闪耀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光芒”。工人拒绝看这些作品，他就说是什么“只懂得机器”，“不懂得人”。姚文元就是这样用他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这就难怪他为什么对赫鲁晓夫“了解人关心人”的口号是那样心心相印，顶礼膜拜；对那部鼓吹投降主义的《水浒》，吹捧是一个“不朽的”“悲剧”，小说的结局是什么“邪压倒了正，恶战胜了善”，“激起了人民对于反动的剥削制度的痛恨”，是历代农民运动的“教科书”；把那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的《上海的早晨》，捧为“优秀作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凡是封资修的东西，在姚文元那里都变成“天才的闪光”，他都要“全力加以维护”。姚文元是哪家的“知音”，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奇怪的是，当时和艾青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姚文元，一年后，在文艺界对艾青之流进行再批判时，却摇身一变，装腔作势地批判起艾青来了，而且着重批判的就是《养花人的梦》，说艾青所鼓吹的那些花“都是有毒的罂粟花——资本主义文艺。‘数不尽的怨气’，都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见《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357页）。两相对照，前者杀机毕现，后者假装正经，适足构成一副翻手云、覆手雨的“巧伪人”、两面派的阴阳脸、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姚文元就是靠这副阴阳脸“经历过来的”。说姚文元是一条典型的变色龙，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这可算一个颇具特色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