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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残酷围剿文艺广播罪责难逃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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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7-02-02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残酷围剿文艺广播罪责难逃
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判组
在这举国欢腾共庆胜利的日子里,每当我们打开收音机,聆听《洪湖水,浪打浪》的悦耳歌声;每当我们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每当我们坐在剧场里,听到那一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不禁心潮激荡,感慨万千。回想“四人帮”控制文艺界的岁月,很长一段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有很少的歌曲可以广播,北京电视台可以播映的故事影片也不多,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被“四人帮”践踏得不成样子,我们就禁不住怒火满腔!我们愤怒控诉和声讨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及其同伙张春桥、姚文元扼杀革命文艺的滔天罪行。
广播、电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文艺广播占广播、电视节目的一半以上。多年来,“四人帮”对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严加控制。他们以“太上皇”自居,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疯狂砍杀革命文艺,大肆兜售为他们树碑立传的“帮文艺”,妄图通过把持文艺广播这个阵地影响整个文艺界,控制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荡涤了文艺界的污泥浊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被赶下了舞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革命文艺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广大工农兵昂首阔步地登上了文艺舞台。他们在自编自演的节目中,纵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广播电视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满腔热情,采录、播出了工农兵创作并演出的别开生面的文艺节目,使文艺广播出现了崭新的气象,受到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工农兵放声歌唱,惹恼了“文坛霸主”江青。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期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他们的同伙陈伯达一起审看了一组工农兵欢庆九大的文艺节目。这组节目有歌有舞,新鲜活泼,热情洋溢,战斗性强,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可是,江青没看上几眼,就百般挑剔,无理指责。一位解放军战士在舞蹈中为了表现对修正主义的仇恨,把袖子卷起一截,江青破口大骂:“干脆裸体算了!”江青大兴问罪之师,追查“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她声色俱厉地警告北京电视台:“再管不好,就造你们的反,关你们的门!”在江青怒骂的同时,姚文元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不要以为工农兵的节目就没有问题,不是那么回事!”陈伯达则恶狠狠地下了八个字的命令:“宁可没有,也要好的!”这几个坏家伙,咬牙切齿,一唱一和,真有把工农兵文艺剿尽杀绝之势!
诚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蓬勃兴起的工农兵文艺,同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难免有些缺点。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日臻完美。列宁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伟大的创举》)。江青恶毒地诬蔑工农兵文艺,只能暴露她对工农兵群众的刻骨仇恨,暴露她“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嘴脸。
江青一伙对这次电视节目的指责,即“四·一五”黑指示,象瓦斯爆炸一样,很快扩散开来。他们把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检查转发全国,对各地的革命文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围剿。生气勃勃的工农兵文艺,一夜之间被宣布为非法。在江青的“追查”声中,许多专业文艺团体不敢演出了,在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的工农兵文艺宣传队也被迫离开。当时林彪反党集团还下了一道命令,不准部队的任何文艺团体到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四人帮”和林彪一伙串通一气,互相呼应,围剿革命文艺,配合得多么紧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文艺是“四人帮”砍不尽,杀不绝的。就在江青发出要电视台关门的叫嚣之后,广播、电视工作者又从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量歌曲中,精选了一百零四首,作为日常的文艺节目播出。江青风闻之后,十分恼火。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江青和姚文元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京长江大桥》开刀,采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恶劣手法,对这部影片的一小段配乐横加指责,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勒令将这部反映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造大桥的影片停映。江青在一份关于这部影片的报告中加了一个旁批:“还有下流小调,美其名曰‘民歌’,情郎妹子等等。”江青下令将她的“批示”传达到全国各地电台。她胡说什么:“广播电台的问题不比新影小。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后来又干了。也要发动广播电台广大群众肃清流毒!”在江青这面“肃清流毒”的黑旗之下,对文艺广播进行了第二次大围剿。这次围剿更加彻底,中央台广播的歌曲,被“四人帮”砍得所剩无几。按照江青“八·一六”黑指示的要求,对每一首歌都要查清来龙去脉,民歌和少数民族歌曲则要调查“祖宗三代”。对新疆、西藏、内蒙古、延边四个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的结果是:只有四首少数民族歌曲勉强可播,其余几百支歌因为它们的“老祖宗”有
“小调”、“情歌”的嫌疑,都被禁止广播。
江青兜售的“民歌即下流小调”的谬论,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反动文艺理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创作并流传下来的民歌,是我国“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一部分。由于封建文人的别有用心的篡改,以及旧的传统观念对劳动人民的影响,有些民歌也杂有封建性的糟粕。但是,民歌的主流反映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精神,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其曲调生动朴素,形象鲜明,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受到历代劳动人民的喜爱,并为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进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养料。在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民歌的发展更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颂歌《东方红》,以及《浏阳河》、《绣金匾》等,不就是民歌曲调吗?只要我们遵循毛主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民歌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江青把民歌统统诬之为“下流小调”、“情郎妹子”,妄图一棍子打死,是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肆意歪曲和践踏。
经过“四人帮”两次残酷围剿之后,全国的文艺舞台和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被搞得冷冷清清。我国的唱片事业也遭到严重摧残。
文化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四人帮”把革命文艺打下去,封资修文艺立即趁虚而入。一段时间,牛鬼蛇神沉渣泛起,利用黄色书刊、黄色唱片等腐蚀青少年,向无产阶级大举进攻。广大革命群众怒不可遏,纷纷来信质问:为什么不广播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为什么不播映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为什么不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为什么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如此单调、贫乏?这一封封信件、一个个质问,不正是对“四人帮”大搞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的控诉和批判吗!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四人帮”把审批歌曲的大权授予他们在文艺界的几个亲信。张春桥在一份报告上批道:“今后,歌曲的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一是免去中央同志过重的负担,二是使中央同志超脱一些。这样并不妨碍中央同志认为某些作品应推广时加以推荐。”张春桥所说的“中央同志”,就是指“四人帮”。江青同意张春桥的批语。姚文元又批道:“不能设想:今后一切歌曲发表都要经过中央审定。我们可以保留推荐权、批评权、修改权。”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真的要“超脱一些”吗?不。他们绝不肯放弃这个权力,姚文元一口气讲了三个“权”,活画出这伙权欲熏心的野心家的丑恶嘴脸。他们所说的“推荐权”,就是强令推广那些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毒草作品。他们所说的“批评权”,就是对革命文艺作品随意扣帽子、打棍子。他们所说的“修改权”,就是篡改和剽窃别人的好作品,为他们自己涂脂抹粉。姚文元提出的这三个“权”,把他们扼杀革命文艺的鬼蜮伎俩和盘托出了。
“四人帮”扼杀革命文艺,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几十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创作了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赞颂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的感情。可是,在“四人帮”的两次围剿中,歌颂毛主席的千百首赞歌,只保留了三首,其余统统被打入冷宫。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反党野心家江青在审查文艺节目时,恶毒地诬蔑说:“歌曲歌颂毛主席的不能太多了,太多了没有人听。”真是反动透顶!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江青的无耻谰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每年都收到大批听众和观众来信,要求多播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不是“没有人听”,而是“四人帮”不愿听,不敢听!
“四人帮”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总理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喜爱的《洪湖水,浪打浪》、《长征组歌》、《游击队歌》等许多歌曲,他们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周总理亲自指导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们禁止广播;按照周总理指示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他们捏造了十条“罪状”,不许在电视中播映,姚文元还亲自打电话,不许新闻单位发表评论文章;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关怀的话剧《万水千山》,他们设置重重障碍,不许演出,甚至明目张胆地下令把“周副主席”和朱德同志的名字从台词中去掉……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江青一伙妄图以剿杀革命文艺为手段,肆意抹杀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使青年一代忘记老一辈革命家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长期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以便他们给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革命老战士扣上“民主革命派”、“走资派”的帽子,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
江青如此疯狂地、不择手段地扼杀革命文艺,还有另一个险恶用心,张春桥无耻地吹捧江青的一段话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这个狗头军师说:“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是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江青本人也恬不知耻地说:“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要从一九六四年写起。”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从她的《谈京剧革命》写起。他们东砍西杀,原来就是要制造这样一个“空白”,好由他们来创造“新纪元”。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反动文人胡适的一句“名言”: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任人涂抹的小姑娘,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四人帮”真是把这个买办洋奴的唯心主义学到家了。
“四人帮”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把文艺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用棍棒领导文艺,大搞文化专制;他们用“行帮主义”取代了党的组织原则,在文艺界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大搞法西斯统治。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扼杀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欺世盗名,横行霸道,“洒向人间都是怨”,历史将永远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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