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利用教材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利用教材为其篡党夺权阴谋服务
上海市长宁区教师红专学院
编者按：“四人帮”利用学校的教材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干了不少坏事。但是，毒草可以变为肥料。“四人帮”提供的这一反面教材，可以使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看清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面目，深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
长期以来，“四人帮”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写，表现了特别的“关心”。他们通过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作报告，发指示，划框框，定篇目，直接控制教材的编写大权。
他们为什么对教材如此“关心”？“四人帮”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余党曾表白说：“中小学教材影响很大”，“编教材是上战场，是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里，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利用教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第三节中着重批判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并特别指出，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强调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背叛毛主席的教导，在政治教材《辩证唯物论常识》读本中，反对把批判教条主义专门列为一节，胡说“矛盾的特殊性，当时是批王明教条主义的，当前不是批这个，不用专门列一节”，妄图把哲学课也纳入他们所谓反对经验主义的轨道。政治教材《社会发展简史》中，原来曾引用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的科学论断。“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却恶狠狠地攻击说：“这话说得太绝对。‘最进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进步了吗？”就此一刀砍去。他们攻击毛泽东思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讨论编写《社会发展简史》社会主义部分时，有的同志提出多写一些，“四人帮”的余党又跳出来大肆污蔑：“社会主义时期是写不出来的，谁说要多写，就叫谁去写……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也只是提了基本路线，其他没有什么。”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他们竟用“没有什么”四个字全部抹煞了！毛主席逝世后，语文组选了工农兵缅怀和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文章作补充教材，那个余党硬是不准选用。他们不仅否定毛泽东思想，而且妄图从人们头脑中抹去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为他们篡党夺权开辟道路。
歌颂毛主席的文章，他们不准选用，相反，却把那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作为中学的政治教材，还特地加上编者按语，说什么《答卷》“反映了他的反潮流精神和高度的路线觉悟，是向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教材”。两相对照，他们的爱憎是何等鲜明！他们利用教材配合篡党夺权的阴谋又是何等险恶！
在历史教材中，“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把阶级斗争史篡改为儒法斗争史，并立专章专节突出吕后、武则天等人；同时大耍花招，反对选韩非、荀况等法家作品为教材。他们甚至说：“韩非的东西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一路货。”这和林彪诅咒“法家就是罚家”的谬论完全是一个调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宣扬士族地主的颓废思想和生活情趣，他们却说语言风格值得学习，要选进教材，尊儒反法的嘴脸昭然若揭！
“四人帮”搞“评法批儒”，耍阴谋、放暗箭，借古讽今，影射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为反对周总理，刮起一股批“宰相”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密切配合，在选编教材时故意用贬低诸葛亮的话来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江青曾自比为猴子，造谣说关了她几个月，吃尽了紧箍咒的苦。上海市搞的教材也大讲猴子如何反抗主人压迫，起来造反取得胜利的故事。他们搞这一套，打着“古为今用”的旗号，歪曲和捏造历史，借古讽今，为他们一伙篡党夺权寻找历史根据。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教材中塞进大量的“四人帮”写的东西，作为典范教材。一九七六年五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竟无耻地说什么：“张、姚的文章是从基本理论、基本实践的高度写的，可以作相对稳定的教材。”
他们还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成立班子，伪造党史，并塞进中学教材，猖狂反对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他们在教材中却无耻地吹捧江青“直接领导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真是反动透顶！
“四人帮”妄图利用教材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阴谋虽然破产了，但却为中小学广大革命师生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