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管、卡、压”大棒同“四人帮”一道埋葬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把“管、卡、压”大棒同“四人帮”一道埋葬
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
“管、卡、压”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对规章制度的一根大棒。他们挥舞这根大棒，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搞乱，把国民经济搞垮。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斥张春桥的谬论
“四人帮”为了拿“管、卡、压”这根大棒打人，反对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挖空心思编造“理论”根据。张春桥公然提出“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根据是“毛主席只讲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讲过建立规章制度”。这是十分明显的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强调“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作为“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指示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企业的规章制度要一分为二，合理的要执行，不合理的要改革。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随着生产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要改革那些不适应新情况、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正是为了建立新的更加合理的规章制度，而绝不是张春桥所说的取消一切规章制度。
毛主席“没有讲过建立规章制度”吗？不对！要建立规章制度，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一切公营企业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企业内部的混乱，并亲自规定了经济核算的具体内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条例，并指示各行各业都要搞自己的工作条例，使党的路线和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作为企业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难道用“没有讲过”就能一笔抹掉吗？张春桥，你读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要有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何况规章制度哩。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要学习恩格斯的《论权威》。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无情地鞭笞了反对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大生产为例，深刻地阐明了“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科学地论证了规章制度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否定权威是为反动派效劳。张春桥“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姚文元“要总结一个没有规章制度而搞好生产的典型”，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这伙是规章制度的“取消派”，正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痛斥过的蒲鲁东、巴枯宁一类无政府主义者。事隔百年，张春桥、姚文元借尸还魂，老调新唱，竟然要把蒲鲁东、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付诸实施”，搞一个没有规章制度的“仙山琼阁”。
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不要政府。“四人帮”反对建立规章制度，包藏着极其险恶的祸心。他们反对建立规章制度，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为了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帮天下”。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法西斯专政就会落到中国人民头上。
什么“管、卡、压”？
“反对管、卡、压”，是“四人帮”的“紧箍咒”。谁讲规章制度，他们就念起咒来，闹得企业不得安宁。
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什么是“管、卡、压”？能够抽象地、笼统地、一般地提出“反对管、卡、压”吗？
社会主义企业要不要管？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再强调，学会管理企业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可见，建立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企业里，成百、成千、成万人在一起共同劳动，如果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科学的管理方法，不要规章制度，不讲组织纪律，就不能协同动作，步调一致。人们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一个乐队要有指挥，火车要按照统一时刻表运行，这是人们都明了的简单道理。试问，对不完成国家计划，破坏协作关系，要不要管？对不听指挥，不负责任，要不要管？对违章操作，造成事故，要不要管？对无故旷工，擅离职守，要不要管？对这类问题，就是要大胆地管，理直气壮地管。
搞好管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明确规定哪些是应该干的，哪些是不允许干的。对不允许干的，就要卡，坚决地卡。不合格的产品出厂，不卡行吗？搞计划外项目，盖楼堂馆所，不卡行吗？违反财政制度，胡乱花钱，不卡行吗？滥用原料、材料、燃料，不卡行吗？如果不卡，就必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人民利益受到损害。
至于压，确实存在着无产阶级压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压无产阶级的问题。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群众利益的，是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广大群众是热烈拥护的。只有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设备，搞打砸抢的，才会感到有压力。对这些人就是要压，甚至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多年来，人们力图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与“管、卡、压”的界限，总是划不清。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管、卡、压”是不能够笼统地去反的。在“四人帮”那里，“反对管、卡、压”这个口号，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它否定集中统一，否定无产阶级纪律，否定革命权威，完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四人帮”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要作具体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具有阶级性；另一种是反映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如工艺技术规程、操作规程等等，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列宁曾对资本主义的泰罗制作了科学分析，指出这个制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伟大导师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是对“四人帮”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管、卡、压”的有力批判，戳穿了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但是，绝不能上“四人帮”的当，对规章制度不分青红皂白，不作具体分析，一古脑儿加以反对。我们要坚决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批判“马钢宪法”，认真贯彻“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把社会主义企业建设成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
向大庆学习
大庆工人学习“两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群众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坚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规章制度，把日常生产中千万件具体事情和千万名职工的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生产搞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很有规矩，很有纪律。大庆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章制度是不行的；有了规章制度，不严格执行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大庆的规章制度“四人帮”疯狂反对也反不掉？因为大庆的规章制度来自群众，来自实践，既反映了客观规律，又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大庆规章制度的建立，一不是采用由上而下颁发条文的办法，二不是由少数人关起门来搞出来的，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大庆会战初期，群众积极性很高，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个油海来，但由于制度不健全，一次着火就把一个泵站烧了。大庆党委发动群众，围绕“一把火烧出的问题”，开展大讨论，总结经验。学习解放军哨兵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的作法，从生产实际出发，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典型示范，总结评比，逐步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它包括：岗位专责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维护保养制、质量负责制、岗位练兵制、安全生产制、班组经济核算制。工人们说：“我们的制度是土生土长的，是自己订，自己执行，记起来好记，做起来顺手、管用，什么风也吹不掉。”
为什么大庆职工能够顶住“四人帮”反对“管卡压”的大棒，钉是钉，铆是铆，执行制度不走样？因为大庆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执行规章制度的过程中，不是靠单纯的行政命令，而主要是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张旗鼓地树立先进典型，大力表彰好人好事。工人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岗位责任制的灵魂是政治责任心。”大庆职工严格执行制度的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的结果。同时，大庆党委每年都要定期组织群众性的岗位责任制大检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养成习惯，形成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过硬作风。工人们说得好：“‘四人帮’能把贴在墙上的制度撕毁，不能把刻在我们心上的制度抠掉。”
大庆的规章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种规章制度如果朝令夕改，就会使人无所适从，无法坚持。但是，随着广大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操作技术的熟练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要改掉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增添群众的新鲜经验。同时，大庆的规章制度还作到了简明扼要，易学易懂，不搞烦琐哲学。
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年是走向大治的一年，要求我们“依靠群众，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我们要坚决执行华主席的指示，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以大庆为榜样，把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企业管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