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证”的风波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住房证”的风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某部　崔宗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　陈雄
苏联某企业的职工斯捷潘诺夫就要领到一张“住房证”了。新的住房，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因为原有的实在是太糟了。但当他听到工程师莫蒂列夫一家四口“挤在一个装有公用电话、紧靠公用厕所的穿堂里居住”时，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打算将“住房证”出让。不料这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苏联《苏维埃文化报》前不久披露的一件奇闻。
先看看该企业工会对这事的反应吧。工会主席先是吃惊，怀疑斯捷潘诺夫是否“想要找点麻烦”。在斯捷潘诺夫再三解释后，工会主席决定召开工会会议专门解决斯捷潘诺夫的问题。委员会上七嘴八舌地向斯捷潘诺夫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诬蔑他“怀有不良动机”。在“舆论”影响之下，连那位渴望得到新房的莫蒂列夫也疑心他“搞什么名堂”，“宁愿再等等”。工会在调查了斯捷潘诺夫的平时表现后，虽未发现任何问题，但仍然以“其行为与集体不相容”为由，建议给他行政警告处分，并取消他的奖金。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两天后，满腹委屈的斯捷潘诺夫到处被流言蜚语所诽谤、中伤。说他已经用假名字在其它地方调换房子啦，不愿搬家是“怕丢了酒友”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看到别人困难大而出力相助，乐于“为人做好事”，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极为常见、极易理解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一生热情地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专门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在我国蔚然成风。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那时，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到处可见。而在自诩已建成“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今日苏联，乐于助人却成了不可思议的。让房得到的却是非难、打击。这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今天苏联的现实情况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道德标准已换了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了对人律己的准则。斯捷潘诺夫显然由于没有看穿这一点而差点落个莫须有的罪名，仅仅在他走投无路，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了“想和妻子假离婚，以便要两套住宅”等错误后，才幸免于难，取消了警告处分，恢复了奖金。斯捷潘诺夫前后遭受的一贬一褒，多么发人深思啊！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造成了苏联社会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利己主义如此“发达”、“成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倒退到了老沙皇时代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摆出一副“匡正时弊”架势的《苏维埃文化报》，对此却噤若寒蝉，避而不答。实际上这原因不难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们的感情和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今天，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苏联社会的万恶之源。正是他们，在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赤裸裸地宣扬“保护和增加私人财产是每个人首要的义务”，重新拣起被社会主义革命打破的私有观念的锁链去禁锢人们的头脑，使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思想充斥苏联社会。可见，引起“住房证”风波的根源，不在斯捷潘诺夫的周围，而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盘踞的克里姆林宫。斯捷潘诺夫周围的这些人，无非是苏修反动宣传的受害者。《苏维埃文化报》企图通过“小骂大帮忙”，掩盖根本原因，只能是枉费心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