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人民大学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访中国人民大学
本报记者 金凤
一九五○年春，在新中国首都创立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入学的一千六百多学生中，革命干部和先进工人占二分之一以上。这是中国社会关系在政权改变后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劳动人民将被逐步培养成为新型知识分子，进入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知识的领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骨干。
在过去，也有过不少的工农劳动人民，经过革命队伍中的锻炼和培养，具有了相当的文化水平。但只有到了今天，劳动人民已完全掌握了政权，人民政府才有可能这样大规模地来培养工农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是没有机会受到学校教育的。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学员李凤莲——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民主妇联的执行委员，过去的陕西靖边县的一家雇农的女儿。她父亲打八岁起就给地主扛长活，到头来还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李凤莲她娘活活饿死了，李凤莲十二岁上就被卖到地主家里当童养媳，那里还说得上进学校受教育！现在，李凤莲却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室里，对记者谈着她的经历和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愿望。她指着颊上被她婆婆用破碗劈打的疤痕，她的被打断了骨的右手掌，她的烂掉了又重新长出来的右手中指甲，这些是旧社会印在她身上的一块块烙痕，她感慨地说：“旧社会留给我一身的伤，到了革命队伍中倒是很快地养好了，而旧社会让我当了个睁眼瞎子可着实坑害了我！”李凤莲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有着学习文化的强烈要求。她在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被分派着管理三十几个人的伙食，她上街去买菜时，不认得路又记不上帐，她就只得用一张纸包上一片菜叶划上几十道道做菜帐，一张纸包上一撮盐划上几十道道做盐帐。李凤莲叹息着说：“那时候，我才认识到穷人在旧社会里吃的苦头还有这一面！”和李凤莲一样，仅只因为是贫雇农和工人的孩子，因此从小就被剥夺了念书的权利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几百个工农干部和工人中，正有着不少同样的例子。但他们也都和李凤莲一样，在参加了革命以后，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毕竟克服了一切困难学习了初步的文化知识，考进了新中国第一所人民大学，幸福地享受着高等教育、学习专门知识的权利。
这权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顽强不屈的战斗争取来的。他们，这些今日进入人民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将近三百的参加革命工作八年以上的干部，和将近五百的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干部，也都是参加了这些战斗的。外交系的于保合，有着十四年的党龄和十八年的工作历史，曾经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十七年，直到东北全境解放。也是外交系的李荣春，十四岁参加红军长征，经过雪山草地，参加了首席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工作，随着红军的壮大而长大起来。工厂管理系的李凤莲和李才海，曾以工人阶级英勇忘我的劳动，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根据地后方制造着手榴弹和军服供应前线军需。也是工厂管理系的冯锦璋，有着十三年的党龄和十五年的工作历史，在敌占区领导着城市工人进行斗争，被关在牢里做过苦役……。这些人，为着铺平劳动人民走上幸福生活的道路，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中曾以惊人的艰苦战斗着；现在，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为了更好的担负国家的生产建设工作，他们又在学习新的本领。
他们说：“我们要学习，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样一句朴素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他们绝不居功，绝不满足于过去的成就。那因长期艰苦的作战而显得面色苍白的于保合说：“毛主席告诉过我们：‘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加紧学习新的事物，才能使自己继续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冯锦璋是上海印制厂一厂厂长，他说近代化的企业管理、复杂的成本计算，已完全不是他过去在山沟里所熟悉的那一套，现在“必须从头学起”。这是他对自己所下的结论。李凤莲参加了中国人民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节的代表团，在苏联，看到和听到许多极其重要的生产建设的经验和方法，但是无法一一记下来，她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影响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必须学习”，这也是她的结论。她说：“学了两年工厂管理，知道了许多管理生产的知识，就是将来当一个女工，向领导上提个改进工作的意见也在行”。尽管他们现在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但在他们决心以学习当做战斗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时，我们有十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曾经扳倒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大山，铲除了蒋介石二十二年的独裁统治的英雄们，他们会在学习上做出他们在革命战争时的奇迹和英雄行为。我们有十分的理由相信，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的工农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后，将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起着更积极的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