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恶毒攻击鲁迅的用心何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姚文元恶毒攻击鲁迅的用心何在？
严家炎
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在《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中，不但全盘抹煞共产主义者鲁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业绩，而且对鲁迅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特别是对鲁迅在世的最后一年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批判“国防文学”、批判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光辉斗争实践，肆意诋毁谩骂。姚文元说：鲁迅逝世前那一段短时间里，胡风、冯雪峰等进行了恶毒的挑拨，利用鲁迅来分裂进步文艺界。由胡风、冯雪峰挑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其目的就是企图削弱、破坏文艺界的团结。鲁迅当时在病中，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他们用了种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了诽谤革命同志的事实，使鲁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的真相，甚至误解，……经过反胡风斗争和反右斗争，已经把胡风的罪恶活动和冯雪峰蒙蔽鲁迅，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
这真是一段奇文。奇就奇在它借批判胡风、冯雪峰做幌子，明里暗里地给鲁迅安上了一大堆罪名。在姚文元看来，鲁迅根据毛主席的光辉的统一战线思想，揭发批判王明、周扬一伙向蒋介石献媚、投降的丑行，就是“诽谤革命同志”；鲁迅提倡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反对媚敌卖国的“国防文学”，就是“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分裂进步文艺界”，“破坏文艺界的团结”。明明是鲁迅在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维护党的利益，姚文元却胡说这是“反党活动”，是“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明明是鲁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骨头最硬、眼睛最亮，姚文元却胡说鲁迅受了别人的“蒙蔽”和“利用”，是搞什么“个人斗争”。请看，在反动政治文痞姚文元的笔下，是与非、黑与白被颠倒到了何等地步！
鲁迅本人，好象预见到了二十多年后会有姚文元之流的丑类，因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中，就已对“受蒙蔽”云云作了回答。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鲁迅还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则意义作了严正、明确的说明，他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为了“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是为了体现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阶级的领导的责任”，是为了不致听任周扬执行的王明的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去葬送革命，致使“整个战斗失败”。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中指出：
“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这就彻底戳穿了姚文元为诋毁鲁迅而编造的上述谎言。
姚文元为什么故意无视事实，甚至置鲁迅一系列明白无误的话于不顾，竟要编造这类谎言呢？这里面大有文章。
原来，当年的姚文元投靠周扬心切。单是挖空心思把周扬吹捧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正确路线的代表”还嫌不够，于是不惜拿鲁迅做垫脚石，以攻击鲁迅作为求得进身的礼品。上面那段文字，就是姚文元卖力地参加围攻鲁迅大合唱的铁证。他取媚周扬犹嫌不力，攻击鲁迅唯恐落后，甚至在一九六一年他那本论鲁迅的书再版时，竟将书中仅有的引述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一段文字全部删掉，把“鲁迅反对了两种倾向”这类字句涂抹得干干净净。足见，这位地主兼资本家出身的姚文元，不但熟悉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意经，而且很懂得怎样做政治上的交易。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也就成了姚文元的一桩“心病”。怎么办？文痞自有妙计：一九六六年十月，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上台脸不红、心不跳地作了个“批判”周扬的讲话，大骂周扬借反右派斗争之机，“动员他手下的那一小撮无耻之徒进行了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的大阴谋”。姚文元以为这样扯高嗓门一骂，自己就俨然成为“最有资格来纪念鲁迅”的“革命者”了。殊不知，这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丑恶表演，恰恰再好不过地暴露出他那变色龙、政治流氓的可耻面目：他“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已经够无耻的了；当了凶手又充好人，做了婊子还立牌坊，小偷竟要冒称起“捉贼”英雄，岂不是双料的“无耻之徒”！一句话，姚文元越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攻击鲁迅的罪行，越发证明他当初原是鲁迅的敌人。
姚文元颠倒历史、攻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要为他的反革命同伙张春桥之流遮掩和开脱罪责。“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在三十年代都追随王明和“四条汉子”之流，鼓吹“国防文学”，卖力推行媚蒋卖国的投降主义路线，直接间接地围攻鲁迅。他们都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当年江青在上海站在鲁迅的对立面，大演其“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甚至参加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演出，是地道的王明路线的马前卒。就在鲁迅对《赛金花》一剧的投降卖国本质作了尖锐的揭发批判之后，江青竟与鲁迅对抗，不但争演剧中赛金花，而且还写文章吹捧《赛金花》是“很有意义，很优秀的创作”（《三八妇女节》）。张春桥则一面将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的热情扶植诬蔑为“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一面又为“国防文学底路线”大吹大擂，胡说什么“国防文学的提出”是“时代需要”（《也是文学管见》）。当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发表打疼了王明一伙之后，张春桥又学着叛徒陈伯达“休战”的腔调，叫嚷什么“这些时文坛上的纠纷真叫人不能容忍”，要求“使这论争早日结束”（《纪念九一八》）。姚文元早就和张春桥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之间的这一肮脏政治关系，驱使姚文元颠倒路线是非，抹煞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批判，竭力美化、遮掩他的反革命同伙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
姚文元颠倒三十年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攻击和诬蔑鲁迅，还有一个罪恶意图，就是保护他的叛徒父亲姚蓬子。姚蓬子当年出卖革命，从狗洞里爬出，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客，干尽了为人不齿的卑污勾当。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蒋帮《中央日报》上，就登载了他的一个长篇叛党宣言，其中除对我们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极尽恶毒诽谤之能事外，还假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名，抹煞阶级斗争，乘机鼓吹了一通叛徒的文艺主张。他胡说什么“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这实际上也就是周扬等人倡导的“国防文学”的先声。叛徒姚蓬子这番无耻行径，遭到了鲁迅的一再痛斥。鲁迅在书信中，怀着极端蔑视和憎恶的感情，多次提到“蓬子转向”，“蓬子的变化”。在批判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及其产物“国防文学”时，鲁迅又愤慨地指出：“‘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鲁迅这里所说的“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的“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其中就包括了姚蓬子。姚蓬子后来混入文艺界统一战线，用的甚至是国民党代表的名份。姚蓬子的这些罪恶历史以及鲁迅对他的批判，在姚文元来说，当然又是难言之隐。这位反动世家子弟，只好煞费苦心，把自己对鲁迅的仇恨和对反革命父亲的同情，都编织进曲折微妙的文字中。这也就是姚文元在洋洋十余万言的书中只字不提鲁迅批判“国防文学”的战斗业绩，反而对鲁迅横加诬蔑和攻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这样诬蔑和攻击鲁迅，丝毫无损于鲁迅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的光辉形象，只能彻底暴露姚文元自身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目。这正应了鲁迅说的：“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今天，姚文元和他的反革命同伙不是都得到了这一应得的下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