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同盟”的破产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说谎同盟”的破产
申大光
颠倒黑白，谎话连篇，是“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大特点。列宁曾经嘲笑资本家和机会主义者结成了“说谎同盟”，说他们总是用“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
（《说谎同盟》，《列宁全集》第24卷第93页）“四人帮”也是说谎帮。在造谣、说谎的本领方面，他们实在超过了他们反动的先辈。
“四人帮”是靠说谎发迹的。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本来历史都很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个个粉墨登场，装扮成什么“旗手”、“功臣”、“英雄”之类。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功劳统统拉到自己的身上，大吹大擂：是江青“披荆斩棘”、“呕心沥血”领导的京剧革命“揭开了序幕”；是姚文元“冒着风险”写的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号角”；是王洪文领导了“一月风暴”的夺权；而张春桥不但样样有功，还“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真是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然而，谎话说得越离奇，越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是“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吗？吹牛！革命现代京剧，是革命文艺战士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江青插手前，其中大多数剧目早已在舞台或银幕上演过多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四人帮”把样板戏全贴上“江记”商标，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那么，江青在京剧革命中就没有“创造”了吗？有的。搞《智取威虎山》，江青一开始就对创作人员说：“你们懂得这个戏的政治意义吗？”接着就大讲一通“牡丹江地区剿匪是林总指挥的”。张春桥和江青沆瀣一气，也把当年一再对抗毛主席指示的林彪吹成“东北战场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了树林彪，江青亲自跑到林彪在苏州的住处密谈，亲自请林彪到剧场审查“把关”。搞《海港》，江青出尔反尔，甚至在毛主席审定之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出把它改成与“走资派”斗争的戏，为“打倒一切”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这些黑指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战士的抵制。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丑恶表演说明，她要“揭开”的，正是篡党夺权反革命丑剧的“序幕”！
是姚文元一篇文章“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吗？撒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姚文元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个老右派。他狂热地鼓吹封、资、修文艺，咒骂党的领导，支持“探求者”右派集团的反动纲领，宣扬办“同人刊物”。他正是文化大革命应该清算的对象。姚文元是个变色龙，凭着他从反动老子那儿学来的和在上海滩上混出来的一套随机应变、投机钻营的本领，善于看风使舵，乔装打扮，不放过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人们都知道，批判《海瑞罢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作出的部署。姚文元事先知道了，写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文章并没有充分体现出这场批判的政治意义。文章发表后，毛主席曾批评它没有打中要害。是毛主席把这场批判拨正了方向，深刻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姚文元对彭德怀的问题讳莫如深，并非偶然。一九五八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肉麻地讴歌彭德怀有“纯洁的党性”，“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卓越的指挥艺术”。对海瑞式的所谓“为民请命”的人物，他也曾赞不绝口。这样一个文痞，怎么可能触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要害呢？对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张春桥也多次自拉自唱地炫耀，是他“抓”出来的。他精心编造了传奇般的故事，似乎他和姚文元冒了巨大的风险。然而，现已查明：就在毛主席部署批判《海瑞罢官》的战斗之前，张春桥竟不顾毛主席关于向北京旧市委保密的规定，偷偷向“三家村”的黑掌柜私通消息。他说：“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不打个招呼，他会说我不够交情。”请看，三十年代的老投降派“狄克”，又一次演出了主动告密的丑剧。他屁股坐在哪一边，不是很清楚吗！
是张春桥、王洪文领导了“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吗？骗局！“一月风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掀起的。王洪文一开始并不是工人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被人拖着起来“造反”后，消极动摇，只是后来受到张春桥的赏识，才一夜之间成了“工人领袖”。张春桥呢，绝不象话剧《盛大的节日》吹捧的那样，从一开始就主张夺权。他本来奉政治骗子陈伯达之命，到上海镇压工人运动。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奋起战斗时，他又特地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说服”大家不要夺权。后来他当然是摇身一变了。但那个电话记录呢？他忘了收回，至今犹存。至于得到毛主席肯定的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他更丝毫不沾边。待到毛主席热情肯定了“一月风暴”的大方向时，张春桥、王洪文才厚颜无耻地出来摘桃子。
“四人帮”的名字，怎么能和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呢？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本来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有什么资格代表文化大革命？应当和他们连在一起的，是“文攻武卫”之类的反动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是煽动全面内战、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罪恶阴谋，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恶果，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四人帮”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千方百计地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十八般武艺”一齐来，妄图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人们思想搞乱。正如列宁所痛斥过的那样：“他们‘在声嘶力竭地叫嚣’，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不让人们听到真理，用谩骂和喊叫的洪流淹没一切，妨碍别人作切实的说明。”（《说谎同盟》，《列宁全集》第24卷第93页）
在“四人帮”的“谩骂和喊叫的洪流”中，还有一股刺耳的声浪，就是突出地宣传上海。这更是一个反革命的骗局。
的确，“四人帮”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多年。然而，他们宣传的是什么？是突出宣传上海的光荣革命传统吗？是突出宣传上海的一千万革命人民吗？是突出宣传上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吗？都不是。他们突出地宣传上海，无非是要篡夺上海人民的革命成果，无耻地宣扬自己，打倒别人。“四人帮”一再鼓吹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就是要人们承认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带头人”，把不同意他们倒行逆施的中央和兄弟省市领导同志，统统扣上“反对上海”，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他们说上海是“左派堡垒”，就是要人们承认他们是“坚定的左派领袖”，以便堂而皇之地插手军队、插手中央各部、插手各兄弟省市。他们声嘶力竭地宣传上海，无非是要稳住自己控制的上海，搞乱全国，上压中央，下压地方，以实现乱中夺权的狼子野心。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野心是一切谎话的根源。“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精心编造一连串的谎言，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随着篡党夺权的步伐加快，他们说谎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恬不知耻。从周总理病重和逝世前后，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他们利令智昏地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使出浑身解数，大造谎言。一方面，一小撮余党、亲信加紧炮制什么“张春桥思想体系”，写效忠信、劝进书，抛出《盛大的节日》之类的戏剧、电影，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竭力造成一种印象：“当今之世”，能当领袖者，舍“四人帮”其谁？另一方面，他们又栽赃造谣，要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同志打成“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这个要揪，那个要批，为自己上台扫清障碍。至于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大肆鼓噪“按既定方针办”，更是在说谎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用自己的行动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戳穿他们的谎言，人们清楚地看到，正如华主席深刻指出的：“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短论》，《列宁全集》第17卷第150页）“四人帮”手中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只能自己吹，互相捧，指使一小撮死党、余党、亲信吹吹打打。结帮乞灵于说谎，说谎还得要结帮，这正说明了他们的虚弱。
“四人帮”垮台了，说谎同盟也破产了！这就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9卷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