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在搞复辟——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究竟谁在搞复辟
——戳穿“四人帮”制造“王亚卓事件”的阴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当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四人帮”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突然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王亚卓同志，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三年过去了，如今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的一个阴谋。
事情起因于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人帮”通过《人民日报》，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这小孩子同老师之间的某些分歧，无限上纲，肆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在反“师道尊严”的幌子下，把老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妄图迫害广大教师，破坏教育革命，搞乱教育战线。他们的这种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当时，战斗在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的王亚卓同志，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那个小学生写了一封信。
王亚卓同志的这封信，认为反潮流首先要认识潮流，只有“真正的能认识潮流，敢反潮流的”才应支持，徒具反潮流之名而对潮流毫无认识的，“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指出这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关键是矛头指错了”。信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四人帮”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的罪行，指出“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王亚卓同志的信既有对那个小学生充满革命情谊的热情批评和帮助，又有对“四人帮”阴谋的愤怒揭露，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因此触怒了“四人帮”。他们立即倾巢出动，开动“帽子工厂”，横加罪名，狠下毒手，必欲置作者于死地而后快。“四人帮”的那两个黑干将，看了王亚卓的信，火冒三丈，在信上批了黑话：“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一下子把王亚卓同志打成“反革命”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接着，他们伙同“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秉承其主子的黑旨意，精心策划发表了那个小学生复王亚卓的《公开信》。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将《公开信》以及“编者按”连同王亚卓的来信，一并送其主子定夺。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当即批道：“拟同意发表××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他们炮制的所谓《公开信》中，“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果然“已有”了吗？这完全是欺骗。王亚卓同志在信里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师生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老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学生也不能把老师当敌人，这个贯穿全信的基本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来信引述了毛主席关于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的教导，说明对老师要着重“在思想、政治上的帮助”，而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来信又说，老师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些老师有缺点错误，他们也是受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这个重要论点，《公开信》里有了吗？那里是什么“主要论点已有”，这话不过是“四人帮”捣鬼的遁词。他们只有隐瞒事实，才可以任意扣帽子，打棍子，如果把原信公布于众，岂不是拆穿了他们的西洋镜？至于说什么《公开信》“写得也有力”，更是打肿脸充胖子。其实，那封《公开信》断章取义，歪曲诬蔑，依仗帮势，以势压人，它根本不是出自那个小学生的手笔，而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冒牌货，连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也感到做贼心虚，不得不在《公开信》里加上“并同父母一起”学习、研究数语，以掩人耳目。
《公开信》在经过王洪文、张春桥圈阅同意以后，二月九日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对《公开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她不仅“建议”发表时要把“版面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而且亲自改了标题，把原来的“复王亚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改为“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这一改动，用心极为险恶。其一，它突出了“生产建设部队”，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是来自部队，为“四人帮”反军乱军制造舆论。这同后来江青狂叫要“整整军队”，要“放火烧荒”等等，是一脉相承的。其二，既然“复辟势力”出现在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党委就不能不负其责，从而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妄图搞乱反修前哨的局势。难怪《公开信》发表后，“四人帮”不断插手内蒙古，多次下达黑指示。他们借两个运动员来信的机会，大叫要揭开体育战线阶级斗争的盖子，大整体育界和内蒙古的领导同志。他们并利用正在处理的一个坏人的问题，把某学校的党支部打成“修正主义的党支部”。正是在“四人帮”一阵接一阵的鼓噪下，他们在内蒙古的那几个走卒，上窜下跳，呼风唤雨，冲击自治区党委，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内蒙古的大好形势。
为了一封《公开信》，“四人帮”生旦净丑，人人出场，个个表演，好不热闹。二月十一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刊登了《公开信》。霎时间，阴云密布，“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大帽子，铺天盖地朝着王亚卓同志压过来。
什么“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这全然是“四人帮”进行政治陷害的莫须有的罪名。王亚卓是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个青年的集体署名，他们是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后，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怀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壮志，分别从天津、北京和保定来到内蒙古草原的。他们当中一个党员、两个团员，在十九团政治处分别担任宣传干事、放映员和报道员。这三个青年，从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教育革命出发，满怀革命激情，写了那一封信。试问，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错误倾向，坚持批判修正主义，要求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难道是“复辟”吗？世界上有这样的“复辟势力”吗？“四人帮”以害人为业，他们要害人，不择手段，竟达到如此地步，真是无耻至极！
“四人帮”制造的“王亚卓事件”，是其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反革命战略目标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反革命策略，就是到处插手，把水搅浑，制造混乱。一九七三年七月，“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炮制了一个“白卷”典型，用这个“有棱角的石头”在大学招生等问题上制造混乱。这一着得手后，“四人帮”又迫不及待地利用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树为“反潮流”的典型，挑动学生斗老师，煽动无政府主义。他们企图从教育战线乱起，推而及于其他各条战线。张春桥不打自招地说：“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他们认为这是搞乱局势的好机会，千方百计另搞一套。“王亚卓事件”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四人帮”把王亚卓的来信说成是“复辟”，有复辟就要反复辟，于是他们就可以在“反复辟”的烟幕下，上揪“复辟势力”的根子，下扫“复辟势力”的支持者，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以达到他们乱中篡党，乱中夺权，乱中上台的罪恶目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王亚卓事件”以及“四人帮”炮制的一个个所谓“典型”抛出后，真假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教育战线被搅得一片混乱：你要认真搞好教学，就被诬为“智育第一”；你要严格要求学生，就被指责为“师道尊严”；你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教学制度，就被攻击为“复辟回潮”；你要好好学习，就被骂为“白专道路”，搞得教师不安心，学生不安心，家长不放心，严重地破坏了教育革命。教育战线的这种混乱，也影响到其他各条战线，使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历史已经作出最好的结论：真正搞复辟的，正是“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冤屈三载之久的“王亚卓事件”终究大白于天下。这件事再一次说明：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包不住的，都是要被揭穿的，任何搞阴谋诡计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当年“四人帮”在策划“王亚卓事件”时是何等踌躇满志，曾几何时，这个事件却成了清算他们罪行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