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介绍《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学术动态

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
——介绍《历史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
《历史研究》一九七六年第六期刊登吴江写的《法家学说的历史演变》，从历史上对法家学说和儒法斗争问题作了考察，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二千多年前的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的谬论及其他诡辩。下面是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
研究儒法斗争是清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环节之一。阐明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方法的法家学说，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它的法治学说，主张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提倡功利和富国强兵，以及厚今薄古的历史观，对后世仍发生某种影响。
儒法两家学说都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当两个剥削阶级处于互相斗争的时期，儒法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中又有共同点。汉王朝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以后，两家学说逐渐合流于同一封建思想体系中，各自经历着适应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改造，它们都不复是原来的面目了。先秦时期的儒法对立，是代表着两种剥削制度的对立，汉以后，儒法变成了不过是同一封建统治者手里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按照情况运用的两种互相配合的统治思想和方法，法家作为政治学派渐归消灭，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最终丧失。这时主要是儒法一致，而不是儒法对立；但另一方面，儒法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远非根本的意义上）仍反映着地主阶级内部的某些矛盾。
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学占统治地位，儒法相辅为用。法家学说或“法治”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加强封建统治继续发挥作用：一、用法家所擅长的“集势”（集中权力于君主之手）、“任法”（用严刑峻法治民）、“用术”（讲究统治方术和阴谋权术）等项方法，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二、用法家的中央集权学说，维持“皇权”和国家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割据和豪强兼并，调整地主阶级内部某些矛盾；也力图用某种改良方法缓和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这主要是为维持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和修补封建剥削制度着想，所谓“法家爱人民”是毫无根据的。这里，某些崇法人物的改良主张，对农民来说，不过是以新的绳索代替旧的绳索。损豪强，益朝廷，防“民变”——这就是王安石、柳宗元等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三、用法家所主张的霸术（实力政治）和严刑峻法，治乱世，行“拨乱之政”，如曹操等。曹操主张，“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但是“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所以最后还是归结到儒家的“礼治”。四、在思想领域内，一些封建思想家（多数也是尊儒，但被儒家正宗目为异端，如李贽等），常常用肯定或赞扬先秦法家或后世崇法人物的学说和事业的办法，来攻击儒家“正宗”特别是宋明理学。这里，主要仍是反映地主阶级内部的利害矛盾。总的说，在封建时代，法学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容忽视，但完全不是什么先秦儒法斗争的继续。作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支柱，儒法两者表现在施政上尽管某些作法不同，但这种不同，对维持封建统治来说，正是互相配合的；其在一些危机领域（如豪强割据威胁皇室）特别是思想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也和先秦儒法的交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法家学说在近代现代的影响尤其值得分析。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生来软弱，要从事变革，但造不出自己的理论，只好一方面向西方抄袭，一面向古人求援。他们召唤古代法家的亡魂，是为了用改良代替革命。严复、梁启超等为此甚至给古代法家（荀子、商鞅、 管仲等）披上进化论和近代君主立宪的服装。曾经是
“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在他“渐入颓唐”、主张尊孔读经之后，仍不忘“厉精法治”，初寄希望于袁世凯，后寄希望于蒋介石。章太炎、梁启超辈活动的后期，共产主义已磅礴于世界，阔步于中国。他们于西学则抬出所谓“民治主义”，于中学则抬出所谓“法治主义”，来与共产主义相抗衡，以防止“赤祸”的蔓延。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家们召唤古代法家的一层深意，我们不可不察。
中国的法西斯理论，在立论时，既援引儒，又援引法。蒋介石是依靠孔孟之道来建立他的法西斯理论的，但又提倡“法治立国”。《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有专节讲“崇尚法治”。这方面他引国家主义派（后变为青年党）为鹰犬。国家主义派（陈启天、常燕生等人）著书立说，阐述所谓“新法家思想”，认为只有“法家思想的复兴”，才是“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蒋介石赞扬号称崇法人物张居正（明朝），接过他的“欲攘外者必先安内”的主张，用于“剿共”的反革命需要。蒋介石更特别赞扬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藩以程朱为依归，被称为清代大儒，但他“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曾国藩的“好申韩”，无非是以申韩法术来效忠于清王朝，以血腥手段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僚属中，就有那么一批号称“崇尚申韩”的人物，认为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因为清政府“失于仁柔好儒”，因而酿成“法敝民玩”所造成的。
法家学说在近代资产阶级活动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影响，虽然也从侧面反映出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主要是早期）互相间的某些矛盾，但大体上是儒法并用或交替使用，以服务于新剥削制度。越到后来，特别到了蒋介石王朝，实行法西斯，儒法并用以镇压人民，这种情形就越加显著。
不能说这是法家学说在近代所遭遇的厄运。归根到底，它是这一学说本身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法家学说既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其糟粕当然易于被各种剥削者所利用。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表演儒法矛盾、召唤法家亡魂这幕历史剧最后终场了，开始了另一幕新的壮阔的历史剧：无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不妥协的决战。但这不是说不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法家和法家学说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这个学说中所包含的、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东西，是它的朴素唯物论倾向和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但即使对于这个精华部分，我们也必须指出其不科学的地方，其历史观仍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
研究先秦时期儒法斗争问题，也研究秦汉以后封建思想体系中儒法两家学说关系的变迁，将使我们更好地懂得古代阶级斗争（包括思想斗争）的情况和变化，更好地总结先秦诸子百家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并且在批判某种复古倒退思想方面取得某些借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法家和法家学说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尊法派”，正好象我们肯定资产阶级在十七、十八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并不需要使自己成为“尊资派”一样。
被“四人帮”一度控制的某些报刊杂志，对法家和法家学说，曾经超出一定的历史范围，刮起一阵颂扬之风。他们公然对封建主义的“势治”和“法治”，加以种种溢美之辞，实际上把它说成同无产阶级政治一样，甚至优越于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对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的一整套方术和阴谋权术，也加以肯定和颂扬，为他们在党内开设“钢铁工厂”、“帽子工厂”和“阴谋公司”制造舆论，以彻底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在他们笔下，法家学说的“革命精神”绵绵不绝，什么民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都成为多余的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还只替法家披上进化论和近代君主立宪的服装。“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则替法家披上了现代化的“革命路线”甚至马列主义的外衣，招摇过市。总而言之，“四人帮”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遭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歪曲和修正，公然以地主阶级专政的学说来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是一种严重的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思潮，必须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