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与洋为中用 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的一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自力更生与洋为中用
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的一点体会
罗元铮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为我们制定的这一方针，闪烁着革命辩证法的光辉。它既强调了自力更生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立足点，又肯定了向外国学习、“洋为中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下，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科学技术的水平大大落后于一些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可能，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向外国学习，引进一些新技术，使外国的好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充分体现了“洋为中用”和自力更生的对立统一关系。
二十多年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国引进一些为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所迫切需要的设备和技术。敬爱的周总理对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也有过重要的指示。他本着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提出“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革命原则，主张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外国的经验，防止生搬硬套，对外国技术，既不迷信，又不依赖，而是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技术发展的道路。这对于缩短我们自己摸索的过程，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都是有利的。
科学技术发展史表明，世界劳动人民在科技方面的创造和发明，总要或早或迟地在各民族之间流传推广，决不可能长期为某一个民族所专有和垄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列举的，“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展大为迅速”的几项重要发明，即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火药、眼镜以及在“计时上和力学上是一巨大进步的机械时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0—531页），都是不同的国家人民的贡献。其中磁针、印刷、火药、造纸和机械时计就是我们中国的发明，活字是中国和朝鲜共同发明的。另一方面，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里，也吸收了不少外来的东西。比如西红柿、土豆、花生、玉米起源于拉丁美洲，棉花起源于巴基斯坦。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对我国近代一些先进人物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特点，不然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自然资源、社会需要、生产条件各异，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有先有后，水平有高有低。实际上，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或多或少总要吸取和利用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向外国学习，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和其他交往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就可以使我们的经济、文化、国防和科学技术得到借鉴、创新和发展。可见，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鲁迅就曾经无情地嘲笑过“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盲目排外之徒。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正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各民族充满了信心，我们才敢于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对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方面一切值得借鉴、对我有用的优秀的东西，我们都要学，而且永远要学下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四人帮”完全违背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革命外交路线，无视我国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经济贸易关系，极力破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技术交流。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向外国学习诬蔑为“洋奴哲学”，把引进技术诬蔑为“爬行主义”，把学习外国、
“洋为中用”同自力更生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如果拒绝学习外国的经验，什么都要从头摸索起，就势必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速度，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四人帮”反对引进一些先进技术，甚至攻击毛主席亲自批准引进的一些重大项目，胡说这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江青狂叫要把安装在大庆的一套进口化肥设备拔掉，并恶毒攻击说这是“破坏自力更生”，“丢中国人的脸”。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先进单位不能采用外国设备，技术比较落后的单位岂不是更不能引进外国技术了。难道一个企业采用一台外国设备就算是破坏自力更生的原则吗？“四人帮”既然反对学习外国经验、引进外国技术，自然也就反对用我国的出口产品去换取进口的设备。难怪这帮政治骗子把进口统统诬蔑为“买办”，把出口统统诬蔑为“卖国”。“四人帮”这样胡做非为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在对外贸易这条重要战线上制造混乱，搞垮社会主义经济，以便乱中夺权。他们的捣乱破坏，给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四人帮”这一伙借革命以营私的丑类，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半点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以更为阴险的手段继续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他们这种罪恶行径，完全迎合了帝、修、反的需要，起到了帝、修、反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
“四人帮”反对引进技术，但在他们控制的一些单位，却又任意挥霍外汇，引进一些我国自己能够生产，甚至不如我国的技术设备。他们还盗用各种名义，大量引进西方的奢侈品和黄色影片，专供他们享乐，并且崇拜得五体投地，好象离开了这些就活不下去。在他们的眼里，真可谓月亮也是外国的亮。列宁说：“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页）“四人帮”今天骂这个是“洋奴”，明天骂那个“卖国”，而真正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正是他们自己。这一帮反革命两面派同当年托洛茨基匪帮的反革命伎俩颇有相似之处。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指出：“我们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5页）又说：“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一等的首要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0页）托洛茨基却拚命反对列宁提出的这些指示，诬蔑说这会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斯大林针锋相对地痛斥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谰言，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8页）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四人帮”。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外国学习，把外国的好经验、好技术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