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掉毒草可以肥田——学习毛主席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锄掉毒草可以肥田
——学习毛主席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判组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篇光辉著作，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痛斥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战斗檄文。我国人民胜利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后，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也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当时在党内，刘少奇等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口号，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右翼和一些封建买办阶级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在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以后，又在总路线问题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梁漱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彻底揭露梁漱溟的反动政治面目，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是一场保卫总路线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
一九五三年九月，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总路线的说明，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就在这个时候，梁漱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在小组会和大会上，连续作了攻击总路线的发言。紧接着，他利用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机会，又两次复述了他的反动观点。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知羞耻地以“农民代表”自居，大谈所谓“农民问题”，说什么“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工人生活好极了，农民苦得很，在农村受罪”。他攻击党和人民政府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遗弃”了农民。他要我党接受他的观点，按照他的计划开展一个所谓“伟大的建国运动”，要让他参与建国的“全盘计划”。他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否有计划地充分安排了呢？我没有多大信心”，等等。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以锋利的语言，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揭露了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的真面目。毛主席指出梁漱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严厉斥责了他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的险恶用心。周总理说，梁漱溟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集中的思想体系反对我们，但是他用隐蔽的形式，企图要我们来接受他的意见。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应该断然拒绝。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揭穿了梁漱溟的丑恶面目，剥光他的政治资本，给到会人员进行了一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达到了提高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分化右派的目的。梁漱溟确实起了活教材的作用。
梁漱溟在总路线问题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决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他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让我们看看梁漱溟的本来面目吧。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梁漱溟就鼓吹中国必须推行儒家思想才能有出路，他甚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他否认中国社会是有阶级的，胡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因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他的所谓“乡村建设”，是依靠所谓“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说穿了，就是加强地主武装，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巩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制度。
梁漱溟竭力宣扬“中国社会是没有阶级的，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胡说什么“共产党革命不建设”，只有他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这是赤裸裸地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配合国民党用枪杆子杀人的围剿，梁漱溟担任了一个用笔杆子杀人的重要角色。他说什么：“共产党在眼前短时期内，将成为一时有力倾向，殆为必然的”，如果不给青年们指点出一个新方向，开辟一条新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他还扬言：“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代替共产党”。梁漱溟的反动主张，得到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赞赏。一九三一年，在反动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以后扩大到菏泽等三个专区，办起“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巩固地主阶级反动政权训练了大批反动骨干，整顿了地主武装。抗日战争开始，他的一批所谓乡建骨干如菏泽区专员，莱阳、邹平县县长就都逃跑了，留下的乡建组织和武装，成为反共反人民的一支反动力量。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梁漱溟搞的所谓“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梁漱溟什么时候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占华北，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梁漱溟披着“学者”的外衣，代表反动军阀韩复榘到日本“考察”去了。回国后，他厚颜无耻地抛出了“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汉奸买办谬论。梁漱溟究竟是真爱国主义还是假爱国主义，事实是很清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漱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一九四六年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可是，为了欺骗人民，蒋介石又演出了一场假和谈的把戏。十月二十八日，梁漱溟以和平调解人自居，站在蒋介石的反动立场上，提出了一个完全有利于蒋介石扩大占领地区和召开伪国大的所谓“调解”意见。就是这个梁漱溟，在头两天，还假惺惺地跟周恩来同志说，有任何事情，“事先商量以后再提出”。而梁漱溟的这个“调解”意见，事先根本没有跟中共代表作任何商量，就提给了蒋介石、马歇尔，同时提给了周恩来同志。这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胁迫我党缴械投降，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周恩来同志当即严正指出：“你这个方案，使我们认识梁先生你是一个伪君子，骗了我们！”“如果这个方案实现，当然梁先生你们是可以升官了。”
一九四九年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苟延残喘，又一次玩弄假和谈的花招。毛主席在《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一系列革命檄文中，彻底揭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提出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首先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这时候梁漱溟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在重庆连续发表反动文章，叫嚷“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公然帮助蒋介石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他反对惩办战犯，说这是“和谈中的一个难题”。他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他攻击我党提出惩办战争罪犯是“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亦没有意味”。他荒谬地提出要在国共两党之外，公推象他那样“信誉素著”的公正人士，“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虑察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谈造成内战惨剧者究竟是那些人”，然后只要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上两个贬词就够了。他还说，这个作法自古就是这样的，叫做“名曰幽厉，百世莫改”。看！这个披着“公正人士”外衣的梁漱溟，又一次露出了他反共反人民的狐狸尾巴。
一九五○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党和人民政府让他到各地参观，接受教育。梁漱溟坚持反动立场，在西南参观土改时，胡说什么“中国的阶级不明显”，“土改不是阶级斗争”等等。他反对抗美援朝，攻击“三反”运动，诬蔑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把人人都变得一模一样”。总之，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梁漱溟是没有不反对的。
梁漱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他的“骨气”也确实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一致赞赏。侵华日军头子和美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一个不推崇梁漱溟的。解放初期，香港和台湾的反动报纸，大肆吹捧梁漱溟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榜样”，夸赞他“正在不屈地向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展开白刃战”，“希望在你身上，希望你一不做二不休，同共产党干到底”。梁漱溟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证明，他的所谓“骨气”，就表现在“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他确确实实是个“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
梁漱溟既然反动透顶，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政协里面呢？毛主席指示我们，因为他“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我们决不同他的反动思想讲统一战线。毒草必须锄掉，锄掉毒草可以肥田。在统一战线内部有意识地保留梁漱溟这个活教材，对人民是有益处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步深入发展，都会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出来反对和捣乱。王张江姚“四人帮”和梁漱溟一样，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四人帮”也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美人，比梁漱溟还要美得多。他们披上“共产党员”、“中央首长”的外衣，还给自己戴上了“文革功臣”、“理论权威”等等桂冠。他们以“左派代表”自居，实际上是大搞篡党夺权的、反共反人民的大右派。他们控制舆论工具，在用笔杆子杀人这一方面，比起梁漱溟来，更加凶狠毒辣，更加罪恶滔天。不打倒“四人帮”，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要回到旧中国苦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