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
——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
文化部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春，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不寻常的所谓“黑画展览”。接着，南北一些报刊上又连续抛出一批所谓“批黑画”的文章，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事过两年之后，在“四人帮”即将覆灭的前夕，在美术界突然又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不许为黑画翻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寻找缺口　发起进攻
一九七一年年底，敬爱的周总理指示要搞好宾馆布置，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挂中国画。关于出口工艺品，周总理也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并且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批美术作品。由于这是一项新的任务，缺乏经验，有些画质量不高，极少数作品情调不够健康，也有个别的毒草。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也不难解决。但是，“四人帮”却抓住一点，借题发挥，策划了一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的丑剧，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会上，煞有介事地拿出一本外贸部门编印的出口画样本《中国画》，怒气冲冲地对画册横加指责，什么“黑山黑水”啊，什么“翻案”“回潮”啊，给这本画册定下一大堆吓人的罪名，说它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克己复礼’的画册”。他当场下令“要查一查，进行批判”。
姚文元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向外贸部门发难，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行动。在这以前，叛徒江青对一件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出口工艺美术品《嫦娥奔月》，就曾多次横蛮无理地破口大骂：“什么妇女解放，妇女解放就要跑到月亮上去啦？”接着，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借题发挥，对印有美术品的年历卡大发雷霆，责问“印这些做什么？”恶毒地咒骂：“祝贺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早日成仙。”“四人帮”为什么突然对工艺美术和出口美术品这样感兴趣？原来，他们攻击的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由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这个展览体现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受到广大工农兵和国际友人的欢迎和好评。“四人帮”为了寻找向党进攻的突破口，就把这个展览诬蔑为“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
“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门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派人四出收集出口工艺品、出口画和宾馆画的“黑材料”，上报“四人帮”。同时，她还派人搜集周总理的有关指示和国务院及外贸部、轻工业部等部门关于出口中国画、出口工艺品和宾馆布置的文件，并以“借用、参考”的名义，从外贸部门骗取了印有中国画的年历等实物。他们耍阴谋手段，在周总理很关心的、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美术作品上面大做文章，寻找“复辟”、“回潮”的“根源”，其用心是十分险恶和卑劣的。
一九七三年六月，“四人帮”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写信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造谣“外贸、外事单位在各地组织国画作品，专要旧内容、旧形式……违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和外交路线”。就在这封黑信里，她还对一张曾受周总理亲切关怀过的宾馆画乱打棍子。一九七三年年底，她又气急败坏地说外贸部门是“投降主义”，“工艺美术问题要拿出来晒晒太阳”，狂叫“我们要干预，要打进攻战”。她用这种流氓加无赖的态度对待宾馆画，并非独创。她是从她主子江青那里学来的。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攻击过毛主席亲自题字的优秀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一九六六年江青又攻击说：“人民大会堂的装饰不是革命的，七拼八凑。”而且把有的画说成是“反革命”的。可见，“四人帮”想在美术、绘画方面找岔子，陷害中央领导同志，是由来已久的。
有江青、张春桥对美术品的刁难在前，有“三箭齐发”的阴谋在后，又有效忠“四人帮”的那些人收集的“黑材料”和制造的舆论。反党时机眼看成熟了，姚文元于是跳出来下达反革命的动员令。
上下呼应　南北配合
一九七四年，为了配合“四人帮”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周公”，“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几个亲信接连召开黑会，密谋开展所谓“反击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紧接着派人到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以及其他单位用连骗带诈的手段，收集了七百多幅作品，从中挑选了二百余幅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这个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的“黑画展”，根本不触及林彪反党集团插手美术界的罪行，却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在宾馆画上面。更有甚者，他们把作者废弃的草图和决定不用了的画幅，统统塞进“黑画展”，谎称：“这部分画……为饭店内部陈列之用”，以混淆视听。真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
“黑画展”拼凑就绪，“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几个亲信一面看，一面得意洋洋地说：“太说明问题了，是退回了一百年。”他们真的要批判毒草吗？不是。你听，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投降主义就在外事口”，“完全是洋奴！”“四人帮”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竟露骨地说：“什么内外有别，胡扯淡！”他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指令在展览前言中写明：“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和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这样写，她还意犹未尽，干脆叫人做报告公开煽动，要追“黑画”的“后台”，毫不掩饰地攻击所谓“后台”是“一些党政负责同志”，甚至是“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反革命气焰的嚣张，令人发指！
北京的“黑画展览”搞了一个多月，“四人帮”想尽办法招徕观众。他们还下令开各种“座谈会”，“声讨会”，并指定专人写“内参”“往上打”，写文章“往外打”，做报告“往下打”。某些单位对参加宾馆画和装饰设计的一些作者进行批判，有的还要追查“后台”。他们同时组织两路人马，分头到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陕西等地去宣传“四人帮”及其亲信的讲话精神，煽动全国各地都来“反击”，妄图造成四面八方“批黑画”的声势，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施加压力。
除了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门以外，他们在上海的余党配合得最为“得力”。上海的一个余党一面派人到北京“取经”，一面发指示、做报告，他亲笔修改了毒草文章，在他们控制的两家报纸上同一天抛出。上海的宾馆画本来是王、张、姚和他们的余党审查过的，但为了栽赃陷害，他们出尔反尔，把这些作品打成“黑画”，也开“黑画展”，恶毒地攻击外事部门执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时间，上下呼应，南北配合，刮起一阵反党妖风。
在上海，被他们整得最凶的，是一张画了一只大公鸡和迎春花的花鸟画。姚文元指责它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胡诌什么：“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寄托了……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只有“四人帮”这一伙怀着阴暗心理的反革命小丑，才会产生这样奇异的联想！“四人帮”及其余党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绝不是什么文艺批评的简单粗暴，而是别有用心。他们说过：“我们不是搞文艺，是搞政治的。”他们明明知道作者并不是坏人，也不向作者所属省市领导打个招呼，却以凌驾于兄弟省市之上的太上皇自居，在报刊上搞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搞乱外地，搞乱国务院各个部门。
幕后指挥　精心策划
为了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亲信授意他们的御用文丐“初澜”，炮制了一篇又臭又长的批判“黑画”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作了亲笔“批示”。但做贼，总不免心虚。特务张春桥最后批道：“暂不发表”，“待适当的时候再讲”，统一了“四人帮”在“黑画”问题上的部署。为什么呢？原来，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察觉了“四人帮”批林批孔三箭齐发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受到挫折，他们表面上不能不装得收敛一些。但他们预谋已久的“批黑画”决不会就此罢休。江青给那个主管美术的亲信打气，夸奖她“一眼就看出了黑画，抓住了”，“立了一大功”。他们还要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果然，一九七五年八月，在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问题批示以后，为了收集篡党夺权的炮弹，对抗毛主席，江青又秘密向主管美术的那个亲信索取“批黑画”的材料。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以后，“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以为机不可失，再一次指使人写秘密报告，并炮制黑文章公开发表，调门唱得比原来还高。他们把“黑画”问题和“右倾翻案”、“走资派翻案”联系在一起，妄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他们以更见不得人的手法，派人秘密调查关于出口工艺品和出口画的情况。“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对编写情报的人说：“文章注意不要点名，涉及那个部门”，“不要以为我们文化部在整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四人帮”及其控制的文化部岂止要整人，他们是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在他们快要覆灭时炮制的这个秘密报告中，肆无忌惮地攻击周总理，并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无耻吹捧江青。无数铁的事实充分证明，批“黑画”以及围绕批“黑画”而批出口画、出口工艺美术的大阴谋，都是“四人帮”及其亲信、余党亲自策划、直接指挥的。
搞乱人心　乱中夺权
“四人帮”要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借助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蒙蔽和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美术领域内，他们打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号，反对内外有别和区别对待，以达到攻击、篡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恶目的。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一切文艺是宣传，但宣传要看对象，要照顾到被宣传者的具体情况。鲁迅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就曾批评美术上那种不分对象，不考虑效果而将“读者吓退”的“自杀政策”。周总理根据毛主席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制定的对外宣传和外事、外贸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它有利于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符合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四人帮”的所有歪曲和诬蔑都是徒劳的。真正迎合帝修反、搞投降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一伙，他们是祸国殃民的极右派。
列宁说：“要知道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3页）。“四人帮”在美术领域内故意把水搅浑，正是为了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好让他们从乱中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