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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揭批“四人帮”运动向纵深发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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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7-06-04
第3版()
专栏:

云南揭批“四人帮”运动向纵深发展
中共云南省委带领各族人民,向“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动猛烈进攻,推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云南走向大治的局面已经出现。
中共云南省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向“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动猛烈进攻,推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全省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出现了走向大治的可喜局面。广大革命群众激动地说:“云南大有希望!”
“四人帮”在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以“四人帮”的亲信、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老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骨干组成的,他们干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搞得云南长期不得安宁。
广大干部、群众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云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极端反动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分裂群众,分裂军队,分裂党。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追随“四人帮”大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大揪所谓“复辟势力”。去年他们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建立他们的“帮天下”。云南那个资产阶级帮派头目,早在一九七二年新省委成立时就野心毕露,公然无耻地对当时省委的第一书记说:“你已经六十五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你“只要指点指点就行了,具体事情由我们去办”。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利用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和窃取的工交系统的实权,纠合帮派势力,大搞“提、补、纳、调”,把一些坏人拉进党内,把他们的人塞进各级领导班子,妄图实现他们“全面掌权”的罪恶目的。去年,他又同“四人帮”在云南的那个亲信紧紧抱成一团,以全省帮派盟主自居,指挥他们的人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从上到下大搞反革命夺权活动。窃取了昆明市委常委职务的那个家伙,竟厚颜无耻地叫嚷:“如果安排我当市委书记,我是当仁不让。”去年,他和他的同伙密谋策划,提出了“改组”市委和市委几个要害部门的名单,把社会主义的昆明市当成了他的“帮天下”。他们把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还乡团”,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赶走革命领导干部。他们揪一层,乱一层,层层揪,层层乱,给全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各族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地说:这帮家伙干了地富反坏和帝修反想干而干不了的反革命勾当,他们上台就是国民党上台,法西斯上台,我们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
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了给他们搞“帮天下”制造“理论根据”,歪曲和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竭力叫卖所谓“张春桥思想”,大讲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他们一方面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就是“先进分子”,是“革命的动力”,是“人类的精华”,“要以造反派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民主只能是造反派的民主,集中只能集中造反派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贩卖“老干部=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理论,诬蔑革命领导干部“只有土改时期的水平,斗地主的觉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感情”。甚至胡说什么“参加过土改的、工资在五十元以上的,都是走资派”,“要象当年斗地主那样斗走资派”。他们还散布极端反动的言论,说什么“贫下中农土改时分了胜利果实,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要求了,没有革命性了,地、富出身的被压了二十多年,反对走资派,造反精神最强”。在这样的反动思想指导下,他们连篇累牍地抛出署名“秦臻”、“姚雨”、“莫乃文”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开攻击一九七五年的许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批准的省委有关文件,大造云南许多地方是“复辟派掌权”、“还乡团执政”的反动舆论,并通过他们的帮派体系把这些反革命大字报传抄、张贴,流毒全省。他们在云南文化部门的帮派势力,和“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密谋策划,炮制并演出反动电影《反击》式的话剧《典型报告》,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云南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骨干,就是鲁迅先生痛斥过的这样一批谣言世家的子弟。去年,他们通过“四人帮”的黑据点,把编造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诬蔑之词,传遍全国,成为“四人帮”打击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根大棒。云南帮派头目之一,即昆明市那个主要帮派头目,竟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捏造一个领导干部接受林彪“小舰队”礼物的谣言。事后,他的同伙对他说,你的胆子真大,如果调查没有怎么办?他竟恬不知耻地说:“当把事情真相调查清楚了,我已经胜利了。”这说明,这些无赖,为了他们帮派的反革命目的,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去年五月,昆明市发生了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这本来是这些坏家伙的帮兄弟一手制造的。云南省和昆明市那两个帮派头目,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利用这个案件,唆使案犯反噬一口,阴谋陷害许多革命领导干部。
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肆无忌惮地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踏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以“突击纳新”、“突击提干”作为他们结帮篡党的组织手段,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他们扬言:“要大搞(双突),让他们将来处理也处理不完”,“提上一百个,处理八十个,留下二十个也是胜利”。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帮派头目,打着培养“新生力量”的幌子,从批林批孔以来,两次“突击纳新”七百八十人,“突击提干”七百七十七人。这个州的牟定县突击提拔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二十五人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直系亲属被政府杀、关、管或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就有十三个。
云南这些资产阶级帮派头目和骨干,利用他们窃取的一部分权力,以帮代党,以帮压党,干尽了坏事。他们中的有些人,利用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的条件,逼迫省委按他们帮派的意愿提干部,作决议,经常把常委会议的重要情况密告给他们的一帮,并把党内军内的机密肆意向社会散布。他们通过帮派控制的群众团体印材料、发文件,传播“四人帮”的黑货;层层成立所谓“批办”,培植帮派骨干,凌驾于党委之上,发号施令。去年,他们里应外合,控制、操纵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理论讨论会、文艺创作会、红代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大搞篡党夺权活动。他们以所谓“上海民兵经验”为榜样,拚命搞“第二武装”。
这伙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和骨干,为了扩充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大肆为坏人翻案,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狂叫什么要把“过去被搞臭的人搞香”,强行把一批罪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封他们为“坚强的反修战士”,给他们戴上“反潮流英雄”的桂冠。这些罪犯被释放后,大搞阶级报复,成了打砸抢的骨干,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危害。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地说:他们那里是什么“反修战士”、“反潮流英雄”,是一帮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派,他们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留下祸害。
云南各族人民对这伙反革命黑帮的倒行逆施,早就深恶痛绝,恨之入骨;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许多党组织对“四人帮”亲信挟持下产生的省委某些错误文件拒不传达贯彻。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顶住帮派体系掀起的释放坏人的妖风,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不怕“四人帮”挥舞的“唯生产力论”的棍子,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怀着强烈的义愤,纷纷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使他们的许多阴谋不能得逞。
近几个月来,云南省各级党组织,把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及时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
一、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学习华主席关于粉碎“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指示。通过学习,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在共产党内绝不允许资产阶级帮派存在。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依靠力量和社会基础。只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粉碎这一反革命帮派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才能很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夺取华主席提出的天下大治的伟大胜利。
二、华主席和党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下达后,省委当即宣布,“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必须立即停止活动,并向人民说清楚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订立攻守同盟的阴谋活动,否则,一定按党纪国法论处。省委的规定,给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大量资产阶级帮派阴谋活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帮派阴谋活动,纷纷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帮派头目和骨干已处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他们中已有不少人开始悔悟,进行了交代和揭发,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受到群众的欢迎。
三、发动广大群众对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帮派头目,以及紧跟“四人帮”干坏事而又坚持错误的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和斗争,并及时采取了组织措施。在此基础上,对一些不能很好地领导运动、甚至阻碍运动的领导班子,及时进行调整,保证了运动的胜利进行。
四、坚决打击“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粉碎“四人帮”以后,云南省委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坚决清算“四人帮”及其余党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罪恶活动,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天下大治的前景充满了信心,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迅速发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工业学大庆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已普遍展开,工业生产月月上升。其它战线的面貌也日新月异,市场供应逐步改善,社会治安不断加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云南走向大治的局面已经出现。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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