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不住的丑史 抹不掉的罪证——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命历史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盖不住的丑史 抹不掉的罪证
——揭露“四人帮”相互包庇，销毁反革命历史材料，杀人灭口的罪恶阴谋
公安部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老底终于被揭开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已经大白于天下。
长期以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唯恐他们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千方百计地掩盖他们的罪恶历史。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与林彪、陈伯达一伙相勾结，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大干销毁有关他们反动历史罪证的阴谋活动，妄图逃避党和人民群众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现在，就让我们把“四人帮”销毁他们反动历史材料的阴谋手段加以揭穿，把他们的罪恶活动公布于众，看一看这些人面东西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吧。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一，是秘密转移、互相隐藏他们的反动历史材料。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搞起阴谋活动来却颇为能干。他们颠倒黑白，欺世惑众，把自己的反动历史材料说成是有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有毒材料”，贴上“防扩散”的封条，相互包庇，隐藏罪证，欺骗党，欺骗人民。一九六八年五月，当一些办案人员谈到三十年代的历史材料时，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说：“看到疑难材料，不要扩散，要直接送给我。”现在查出的大量罪证说明，江青讲的所谓“疑难材料”，指的就是他们那些反动的历史材料。所谓“防扩散”，不过是用骗人的借口，把材料搞到自己手中隐藏起来。多年来，王洪文、张春桥密藏着江青的反动历史材料；姚文元密藏着张春桥及其老婆的反动历史材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密藏着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反动历史材料。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文痞姚文元。他有一段绝妙的自白，不妨引来，略加剖析，对于揭穿这个阴谋家的卑鄙伎俩是大有好处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人帮”的一个亲信从上海密送给姚文元四件材料，其中三件是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另一件是反映张春桥的老婆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姚文元拆阅了这些材料，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作贼心虚地批注：“内件未拆，不知内容，请报告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按中央规定处理。”实际上姚文元把这些材料密藏达七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从他的住地查出。姚文元的这个批注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他明明拆阅了，却说
“内件未拆，不知内容”。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不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把材料密藏在自己家中，却装模作样地写上什么“按中央规定处理”。真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短短的一段文字，包藏着多么险恶的用心。他大概以为这样一“注”，他就进退有路，万无一失了，既可以达到包庇的目的，又可以在万一事情败露之后推卸包庇之罪。然而，机关算尽，弄巧成拙，姚文元的这一手，到头来，既没有包住张春桥的罪恶历史，也没能挽救他自己。他的那个“批注”，如今落到人民手里，倒是成为“四人帮”互相包庇的一个铁证。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6页）“四人帮”就是鲜明地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你帮我，我帮你，你为我隐，我为你藏，在彼此依附和相互包庇的阴谋活动中，越勾越紧，死死地抱成了一团。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二，是秘密查抄、暗中收缴有关他们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各种材料。
张春桥、江青以及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这伙叛徒、特务、老反革命，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投奔在国民党特务门下。他们反共反人民，罪证满天下，臭名在人间。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小将走上社会扫“四旧”的时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历史上充满着臭气的丑类们，很有一点惶惶然。他们生怕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历史材料落入人民群众的手中，于是，白天说人话，夜里搞鬼事，嘴上高喊“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暗中密谋策划，乘机混水摸鱼。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江青勾结林彪死党，采取特务手段，在上海、苏州等地大搞抄家活动。他们秘密组织人，侦察知情人的地址，冒充红卫兵，半夜三更，鬼鬼祟祟，以“扫四旧”、“查黑帮”为名，查抄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材料，什么文件、书信、照片、旧报纸、旧杂志，全部收缴，片纸不留。
“四人帮”为了收缴他们的反动历史材料，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无法不想，无空不钻。一九七四年，江青从一封信中得知一个单位存有一包涉及叛徒特务姚蓬子的材料，立即批交王洪文、张春桥：“设法把这些材料取来”。经过一番密谋之后，一个既要窃取罪证又想不露马脚的政治阴谋炮制出笼了。他们的死党在取走材料的收条上，不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名字，只写“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不写是姚蓬子的材料，只写取走了“壹包材料”；不写交给了王洪文，只写“上缴中央”。真可谓捣鬼有术，无所不用其极！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三，是秘密销毁他们反革命的历史罪证。
“四人帮”不择手段，通过各种渠道，查抄收缴了大批有关他们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密藏在自己的保险柜里也还是不放心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以“清理材料”为名，偷偷销毁了大批罪证材料。一九七四年七月，“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一次就销毁了姚蓬子的罪证材料达三十二份之多。叛徒江青为了销毁自己的丑恶历史材料，更是挖空心思，表演得淋漓尽致。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经常破口大骂，有人要“整”她，搞她的“黑材料”，说什么“这都是些见不得人的小丑搞的小手法”。不错！搞“小手法”的，确有人在，但不是别人，正是她江青自己。几年来，这个可耻叛徒暗地里销毁了自己的大批罪证材料。她平时吃饭穿衣都要靠人伺候，既怕热又怕光，但在一次次销毁自己的反动历史材料时，却是谁都不用，亲自动手，一个人偷偷摸摸躲进阴暗的小屋里，把门关得紧紧的，一烧就是一个多小时，也不怕烟熏火燎，连纸灰也要捣得碎碎的，以求不留痕迹。究竟是谁在干着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之四，是残酷迫害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
王张江姚这些新老反革命，懂得物证的效用，也深知人证的重要，总是把知道他们反革命老底的人，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方能心安。如若不除，夜不成眠。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干杀人灭口的罪恶勾当。
江青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经中统特务赵耀珊审讯，自首叛变。为了掩盖这段罪恶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四处查找赵的下落，妄图搞掉她自首叛变的这个重要人证。直到得知赵已死去，方才罢手。
“四人帮”对了解他们罪恶历史的知情人，则是捏造种种罪名，横加迫害。一九六七年，江青查到一个了解她叛徒罪行的同志时，立即同林彪的一个死党密谋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这个同志打成“特务”，活活整死。这个心黑手毒的江青，甚至对在三十年代曾经服侍过她的一个女佣人也不放过，派人抄家，秘密逮捕，长期关押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还在上海等地下令查封一些单位保存的三十年代的历史资料，叫嚣“对这些材料看一眼是犯罪，听一句也是犯罪”。把接触过他们反动历史材料的同志，打成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私立专案，刑讯逼供，大搞法西斯专政。更为卑劣的是，他们利用职权，以“工作需要”为由，叫人查找他们的历史材料，而后反咬一口，诬陷这是搜集他们的“黑材料”，搞他们的“黑专案”，残酷迫害，置人死地。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狠毒，实属罕见。
“四人帮”对人民的公安机关更是恨得要命，恶毒诬蔑为“干尽了坏事”，“比国民党特务还坏”，狂叫要“坚决打倒”，“彻底砸烂”。为什么这些自诩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如此刻骨仇恨？如果说过去难以理解的话，现在就清楚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新老反革命，他们把公安机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是毫不奇怪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公安机关保存的历史档案怕得要死。江青咬牙切齿地咒骂公安机关搞她的“黑材料”，有她的什么“特别档案”，叫嚣要“争夺档案”，“要到公安部清查档案”。他们勾结林彪死党，指使他们的亲信，在公安部和上海等地公安机关偷偷收缴、暗地销毁了他们的许多罪证材料，把在工作中接触过这些材料的公安干部，打成“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特务”、“反革命”，残酷迫害，拘捕入狱。一九六四年，江青曾向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查问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捕时的指纹档案；一九六六年，她又要原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查找她过去在上海被捕的档案材料，企图销毁自己的罪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害怕这个问题被揭发，先发制人，倒打一耙，诬陷这两个同志搞她的“黑材料”，伙同张春桥把他们逮捕关押，使一位同志在狱中致病身亡。许多无辜的革命同志，就是这样蒙受不白之冤，被“四人帮”整得死去活来。
销毁罪证，杀人灭口是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是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他们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复辟愿望钻到无产阶级内部，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极端孤立、极端虚弱。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采取各种卑鄙手段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否则，连一天也混不下去。中国革命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现象。当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巴枯宁，隐瞒自己背叛革命的罪恶历史混入第一国际后，当他拼凑“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即将被揭露时，巴枯宁指使他的死党进行暗杀活动，以图掩盖他们的罪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掩盖他叛卖革命的罪行，不仅利用职权，包庇、重用知情人，还秘密销毁了许多敌伪档案。当一个反革命分子供出他被捕叛变的重要情节时，刘少奇矢口否认，竟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指令判处死刑，借以杀人灭口。历史上，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四人帮”对这套反革命伎俩不仅完全承袭了，而且比他们的老祖宗更阴险、更狡诈、更凶狠、更毒辣。
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阶级本质时，曾经极其深刻地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5页）“四人帮”就是这样一伙极端唯心主义的反动派，在他们看来，对自己的反动历史材料只要实行“三光”政策：抄光，片纸不留；烧光，纸灰捣碎；杀光，把知情人统统整死，就可以掩尽天下耳目，永做“独揽朝纲，任性妄为”的美梦了。然而，这毕竟是黄梁美梦。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丑事，掩不胜掩，盖不胜盖。他们凭借反革命伎俩，可以销毁一部分罪证，决不能销毁全部罪证；可以伪装荫蔽于一时，决不能伪装荫蔽于一世。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罪证是客观存在，盖是盖不住的，抹也是抹不掉的。越盖越丑，越抹越黑，掩盖的过程也是他们自我暴露的过程。巴枯宁、刘少奇、胡风是这样，“四人帮”也不例外。
欲盖弥彰，原形毕露，机关算尽，一朝覆亡——这就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