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生产下降是批“唯生产力论”的结果——上钢五厂调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这里生产下降是批“唯生产力论”的结果
——上钢五厂调查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把上钢五厂捧为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大肆宣扬。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一共发表了四十五篇报道和文章，还有专题广播、电视、纪录片，等等。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在一个万人大会上得意洋洋地说：“上钢五厂就是批了唯生产力论，这几年生产才上去了。”这是公然撒谎。事实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上钢五厂党委带领广大工人、干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狠批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使全厂革命和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七三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钢产量增加一倍多，优质合金钢材增长二倍，品种规格增加六倍多，产品质量稳定，原材料消耗降低，上交利润突破一亿元大关。但是，一九七四年以后，这个厂除部分产品外，整个生产没有上升，而产值、产量、品种等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上都下降了。
上钢五厂生产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四人帮”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搞乱了人的思想，搞乱了企业管理。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准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四人帮”及其余党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别有用心地攻击所谓搞唯生产力论的人“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打着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幌子，拚命鼓吹“矛头向上”，“揪走资派”，而不许讲领导对群众进行教育和领导，特别反对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反对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每当厂里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就说“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混淆两类矛盾”，“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干扰下，厂里对许多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敢批，歪风邪气不敢煞，革命和生产秩序受到破坏。四车间有个浇钢工人，流氓习气十足，打架、赌博样样干。他父亲要管教他，他竟持刀要杀他父亲。这个人对生产一点不负责任，在浇钢时吊儿郎当，大家都说他是“跳舞浇钢”。有一天，他浇了四炉钢，报废了三炉，领导要他检讨，他就是不干。广大工人和干部都要求严肃处理，但领导怕“矛头向下”，只好放任不管，更助长了歪风邪气。这个车间百分之八十的生产事故是由不负责任造成的。
二是不准大干社会主义。“四人帮”及其余党借口批唯生产力论，把革命和生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拚命反对抓生产，反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修正主义口号”。“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对五厂公开说：“搞上去就行这个口号，社会帝国主义也可以接受，美国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谁要大干社会主义，他们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几年来，那个余党先后二十多次窜到上钢五厂，没有一次讲过“大干社会主义”；相反，每当厂领导讲到工人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时，他就阴阳怪气地说：“体力劳动重，吃不消”，“改变面貌要靠走自己的路”。当全厂干部、群众不信他们那一套，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生产有了成绩时，他们就来“摘桃子”。例如，这几年，该厂电炉钢产量有所上升，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七三年增长百分之五。这完全是广大工人和干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苦干出来的。“四人帮”的余党却大造舆论，硬把它说成批唯生产力论的结果。然而，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破坏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上钢五厂的生产毕竟是下降了，有时甚至完不成计划。这时，那个余党又厚着脸皮说：“只要路线正确，完不成计划也是伟大胜利。”工人们愤怒地说：他们鼓吹这样的“伟大胜利”，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三是不准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每当国务院、国家计委的领导同志强调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时，那个余党总要窜到厂里唱反调，反复鼓吹“共产主义风格高于岗位责任制”，甚至把岗位责任制说成是“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一概否认规章制度，煽动无政府主义。从一九七三年起，上钢五厂不少车间建立和健全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那个余党知道后就批评。在这伙人的直接干扰下，全厂岗位责任制不能坚持，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生产事故不断发生。许多用户厂尖锐地批评说：“上钢五厂是先进的牌子，落后的产品。”
“四人帮”及其余党鼓吹批唯生产力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们为什么还如此抓住上钢五厂这个“典型”，大肆宣扬所谓批唯生产力论的“成绩”和“经验”呢？究竟他们把矛头指向谁？一九七四年后，“四人帮”及其余党采用凭空捏造、弄虚作假、移花接木等卑劣手法，在报纸上一次又一次地集中宣传了五厂批唯生产力论的“经验”，每次集中宣传都是有其险恶用心的。
有一次，“四人帮”的另一个余党在督促厂里写总结时，露骨地说：“你们批唯生产力论的那几句话没有分量。这样讲了，搞唯生产力论的人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香烟照抽，茶照喝，汗也不出。……讲话要有背景嘛！”这段话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把上钢五厂这个“典型”当作“石头”，去打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领导同志，推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是他们的真意。
一九七六年二、三月，为配合“四人帮”另搞一套的阴谋，批唯生产力论的调子越来越高，在一些报道中凭空捏造了“上钢五厂生产有一个迅速发展，……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批出来的”的谎言。三月十八日，“四人帮”的一个余党对上钢五厂说：“批唯生产力论，要抓住重点，范围不要太大。”所谓“重点”，就是要批“那些正在走的走资派”，实际上是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发难，到处搜集炮弹。这时候，他们控制的报纸上连续报道了上钢五厂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经验”，其中竟然说什么“往往是无产阶级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唯生产力论者便破门而出”。影射攻击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一九七六年八月，“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演出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闹剧，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又集中报道上钢五厂批唯生产力论的“经验”。就在这时，政治流氓王洪文，特意指点五厂“棱角不要磨掉”，“更要朝气蓬勃地战斗”，还说“斗争的对象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调查分析，上钢五厂广大工人、干部清楚地看到，“四人帮”及其余党捧出上钢五厂这个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大肆宣传，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