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
黎澍
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以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运动。可是在“四人帮”操纵指挥下，这个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儒法斗争作为批孔的一个问题，是应当研究的。但是“四人帮”搞的那个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实际上根本改变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方向，既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
一、江青的胡说八道
江青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以这个
学说为解释历史的基本线索，自称发现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线索，从春秋战国一直贯串到现在。她说：“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贯串着这个斗争”，“中国长期都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现代中国还有儒，最大的儒”。江青的这种胡说八道显然是说，批林批孔已经不是批林彪，不是批孔老三，而是批现在的儒，特别是“最大的儒”。但是这个大阴谋家有话不肯明说，而以历史家的面孔出现，大讲儒法斗争史。
什么叫法家？什么叫儒家？按照江青的定义，“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这种定义之为胡说八道，是非常明白的。第一是不合事实，法家决非都是受压的或起自基层的人。例如韩非，他是受压的，并且是由他的老同学李斯和最欣赏他的人、法家秦始皇合谋害死的，但是他出身贵族，并非起自基层；李斯自谓“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可谓出身“微贱”，起自基层，但是并不受压，而是压人的。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自是出身高贵，从来没有下过基层，当然更谈不上受压。至于法家的爱国主义，法家对群众的爱护和群众从他们受到的鼓励，就连法家自己的著作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新兴地主阶级写的历史也无此记载。历史上的记载倒是相反，总是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老百姓，而儒家主张以伪善来对老百姓进行欺骗。第二，这种定义也不符合先秦儒法的本来意义。先秦法家是研究刑名法术或“帝王南面之术”的学派，他们当时要发展，要前进，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儒家是以诵习礼乐为职业的文学之士，复古守旧是他们思想上的主要特征。江青所谓的儒家和法家，实际上是对历史人物的主观主义分类法，因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儒家和法家。
江青发明的这种历史人物分类法，经过她的文学侍从诸如“四人帮”发言人梁效、罗思鼎之流的发展和补充，就造成了一系列十分死板的公式：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对秦始皇作肯定评价的人定是法家，反之定是儒家；主张统一或对统一有贡献的人定是法家，主张分封或搞割据分裂的人定是儒家，等等。这种历史公式，对于提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毫无意义，因为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这种变化有它的规律性，然而决非是整齐划一的，按照某一种刻板的公式发展的。儒法斗争在先秦一个时代存在过。但是当时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对儒学取批判态度的可以是法家，如韩非、李斯；也可以是墨家，《墨子·非儒》篇对儒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是对孔丘其人批判最为尖锐有力的还是《庄子·盗跖》篇，《庄子》是道家的著作，以盗跖名义对孔丘进行的指摘是从道家立场出发的，是儒道斗争。江青的文学侍从们把它说成是劳动人民批孔，无疑是大大的错了。同样，尊儒的人有反法的，有不反法的，尊法的人也未必都反儒，三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汉以后，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可是并不同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同为统治阶级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积极提倡改革、确有尊法思想的人如王安石，倒是满口仁义道德，自谓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并且是以“复周礼”为口号的实践家和经义取士的倡导者。非难孔学的人也往往并非因为尊法，例如王充，他写过《问孔》、《刺孟》等著作，对儒家的学说和记载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论难；也写过《韩非》，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商鞅、韩非和秦始皇反复进行批评，态度鲜明地表明他并不尊法。有的人对孔丘时有不逊之言，也并非因为尊法，而是因为别有所尊。例如李贽反对假道学，甚至非议过孔丘，主要是因为他崇尚陆王，崇尚佛学，还一度做过和尚，对自命儒家正统的程朱乃至对孔丘也就看得不是那么神圣了。洪秀全反孔，主要因为他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代表农民的利益，要求冲破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罗网。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冲击之下，儒学面临危机，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应当改造儒学，使之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一种是认为儒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应当对它的复古保守思想进行批判，使人们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但是不论倾向前者或后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法家。
虚构历史公式，拼凑出一个从古到今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阵线，完全是为了给江青的儒法斗争贯串到现在的胡说八道作伪证，以便用这种胡说八道来分裂党，实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
二、梁效、罗思鼎文章中露出的杀机
江青关于儒法斗争贯串到现在的胡说八道，其恶毒用心本来灼然可见，因为她有意在群众中进行反革命煽动，但是又因为还是一个阴谋，所以不能公开。于是就由她的文学侍从梁效、罗思鼎按照“四人帮”制定的公式，以篡改史料，颠倒和捏造事实的手法，炮制大量所谓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论文，披上一件学术外衣，把真实的政治目的掩盖起来。梁效、罗思鼎这类所谓论文，往往道貌岸然，装出大有研究的样子，一方面以权威自居，汹汹其势；一方面语带双关，名为说古，实是谈今。这种遮遮掩掩，含糊其词，好象天书一样的文章，在“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广播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所操的恶霸腔调，所采取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流氓手段，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可是作者们恬不知耻，自鸣得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据说他们的这种大作叫做“古为今用”，“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有现实感”。现在真相大白了：他们使用这些用语的含义就是要求历史学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联系江青大讲儒法斗争和梁效、罗思鼎大量发表这类文章的背景和他们在文章里面透露出来的杀机，就可以看出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打算怎样采取行动。
罗思鼎极力颂扬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梁效在《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一文中更进一步，认为秦始皇的统治不够残暴，秦朝灭亡的原因是杀人太少。罗思鼎对秦始皇的颂扬不是真实的，梁效对秦始皇的批评也不是真实的，他们都是借古谈今，充满了制造一次大举镇压革命老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杀机。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他的历史的理由，任意加以攻击，或者站在反革命立场用作影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实，是非常错误的。但是梁效、罗思鼎以所谓“总结历史经验”为名，大讲焚书坑儒，妄图用封建专制的残暴手段来对付那些为建立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奋斗了一生的老革命，就更加荒唐，更加反动。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它同专门镇压劳动人民的封建专制的暴政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梁效、罗思鼎之流为了猎取一官半职，或者取得“四人帮”赐予的某种“荣宠”，竟然对地主阶级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努力，一律称之为“法家路线”。罗思鼎甚至为秦王朝的灭亡感到惋惜，认为这是“由于缺乏统治经验”。请看他们为了利用历史来搞反党阴谋，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从梁效和罗思鼎的所谓“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论文里面，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竟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坚定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周恩来总理看做是所谓保守势力即党的老干部的后台和代表，不惜歪曲事实、牵强附会地对周总理进行攻击。他们发表了大量批宰相的文章，几乎可以说是见宰相就批，批了中国宰相犹以为未足，又批外国宰相，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周总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场瞎胡闹的批判中，梁效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和康立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可称代表作。这两篇文章都认为在这场论战中代表法家路线的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儒家路线的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梁效说：“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康立说：“这批贤良文学是汉朝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思想代表。他们有霍光这个黑后台撑腰，有恃无恐，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大肆攻击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政策。”何以见得霍光是贤良文学的后台呢？一点根据都没有，完全是作者们凭空捏造出来的。非常明显，他们诬蔑古人霍光，就是为的诬蔑今人周总理。梁效之流的文章无非说明他们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都没有，是一伙钻进共产党内部冒充研究历史的政治骗子和反革命小丑。由于他们的滔天罪恶，人们唾弃他们是完全正当的。
三、帝王思想的泛滥
“四人帮”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是为了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夺权以后由谁来掌权呢？江青的讲话早把消息透露出来了：“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韩信”。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权到手，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以建立她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江青的野心。
江青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写一篇吹捧吕后的文章。这成了梁效和罗思鼎在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间念念不忘的心事。但是这个题目实在难做。梁效在一九七四年写了《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吕后》以后，怎么也写不出一篇算是单独宣传吕后的文章。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初“四人帮”已经面临覆灭的最后时刻，他们还想要写一篇题目叫做《刘邦死后，吕后怎样按既定方针办》的大作来为江青篡夺党的最高权力作准备。“四人帮”在上海的喉舌罗思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奉到江青关于“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的指示以后，立即动员写一篇题目叫做《论吕后》的文章。但是稿子翻来复去修改，搞了几个月没有写成。最后在《学习与批判》发表了一篇《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的文章，算是“还了债”。从题目看，这篇文章似乎是为了论述黄老学派在汉初政治中的作用，但是它的真实目的不在这里，而是为了吹捧吕后执政“竭力守住刘邦的法家路线不变”，“为以后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篇文章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正面地、侧面地、拐弯抹角地然而是非常郑重其事地十次提到吕后的名字，以表对他们心目中的“女皇”江青陛下的一片耿耿忠心。
梁效、罗思鼎之流居然死心塌地做江青的保皇党，以歌颂吕后来向她逢迎献媚，乃至把整个历史学引向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方向。早已腐烂发臭的帝王思想由于他们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反革命宣传而大大泛滥起来。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到康熙、乾隆皇帝，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被他们戴上了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这个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是对中国历史学的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实用主义代替了一切，尤其重要的是把历史学变成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二期，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