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早已是春天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心里早已是春天
　　吕远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残冬已尽，春意犹迟。一个干燥而寒冷的日子里，我在门诊部看完病，慢慢向回走着。大约是自己病的联想罢，我不由得又想到了马可同志。他那时已经由于肝硬化和肝癌而住院卧床了，脸庞消瘦，颧骨高耸，面色灰黄。但他眉宇之间，依然凝聚着惯常的乐观气慨，同我们谈笑风生。从他的神情上，我估计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已进入十分险恶的不治之症的处境。每次我去看他或同他闲谈时，我都竭力回避他的真正病情，怕伤害到他的意志和感情，也怕由于无法掩饰的伤感而使他有所察觉和加重负担。但他却毫不介意，象分析客观事情一样谈论过他的症状和发展。他越是这样，我就越为我们大家将要失去这样一个好同志、好音乐家而感到惋惜，也就很难象他一样谈笑自若了。
……我回到家不久，马可同志的女儿海星来了，她拿着一封信，说：“我爸爸请你去一趟，他在医院里。”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赶紧坐下来看信。信上没有不好的情况，相反，写着一些热情的语言：他要我同他一起写一个比较大型的声乐作品《大寨路》组歌。事实上他已经选出了歌词，考虑了结构，而且突击了相当一部分音乐。他风趣地写道：“……这是大寨人民的歌词，如果你不按时完成，天咒你，我咒你，群众也咒你！……”这完全不象一个卧床不起的癌症病人的语言。我把信放在桌子上，他消瘦的面影猛然扑上我的心头。我仿佛清楚地看到他用明亮的眼神看着我，在等待我回答，我无可选择，只有上车去医院，站到他的面前。
他事实上已经衰弱得多了，说话时声音发抖，每说一句话都要喘一口气。两手无力地平放在身上。但他怀着对大寨群众的热烈感情，讲述着他的设想，询问着我的想法。我看着他那病情沉重的样子，真想象不出他是怎样支撑着身子卧在病床上日夜赶写出那么些音乐来的。我感到眼泪在涌动，但不敢让它流下来，只有尽力平静地同他讨论，并立即把这件工作全部从他手里拿走。我带着他的思想，带着他的音乐，也带着他的意志和精神，开始了他所要求的创作。我感到他对歌词的选择寓意是很深的，既要展示出大寨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又要体现出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理解和展望。组歌以《大寨路》开始，以《大寨花开红烂漫》结尾，中间贯以《马列主义暖心窝》、《心里早已是春天》、《扁担歌》、《铁锤歌》、《路线正确人管天》、《干部是普通劳动者》等。不言而喻，这个内容绝不仅仅是表现大寨人自己的心情，这里蕴含着他对整个中国革命的前景、对八亿人民未来的道路、对每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八亿人民都要走这条“阳光照、彩霞铺”的大路；而走大寨路、做大寨人，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点燃心窝里的革命之火；就要不怕任何风雪严冬而心里充满春天的阳光；就要抡起开山大锤，管天管地管人，最后要让全中国和全世界“花开红烂漫”。他在这里注入了他满腔的热情，特别是《心里早已是春天》，很符合他的内心世界。他曾说：“大寨人的话说得多么深刻呵！他们的话简单朴素，却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的话。”当时正是阴云密布、“四害”横行的时候，他在医院里，不能多讲。“风摇树，雪压山，脚印踏出一串串，歌声飞出狼窝掌……心里早已是春天！”他非常赞赏大寨人那种身在严冬而“心里早已是春天”的精神境界。在“四人帮”肆虐的时候，他是深受其害的老文艺工作者之一，江青曾公开点名斗他。在他受迫害的八年之中，他身染重病。敬爱的周总理很关心他。但“四人帮”长期不予解放、不给工作，最后在他逝世前一年，不顾他病重，突然强行宣布职务，用来搪塞毛主席对他们拒不解放干部的批评。但马可已经力不从心，扶病上班不久便竭蹶不起了。他曾说：“我支撑着去上班不为别的，是因为那里几百个老同志等着工作，他们多年没工作了。”他对“四人帮”是深恶痛绝的，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谈起对江青和“四人帮”在文化部那几个亲信的看法。他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三突出’实质上是为了突出他们一伙人，在那一伙人里再突出江青。”针对我当时的低沉情绪，他曾几次对我说：“要有信心，从长远观点来看，人民一定要胜利，历史一定要前进！法兰西大革命，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闹腾了七十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几年？曲折是必然的，损失也会有，但一定要有信心！”直到他病入膏肓的很长时期，他从来没有垂头丧气过，总是倔强而充满信心。肉体上他可能承认是度着残冬，但精神上他却充满春天的希冀。
三月中旬，《大寨路》组歌写出来了，但他的病情也更加沉重了。他的生命，已经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大家怀着沉痛和依恋的心情，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他却依然象平日一般热心地和同志们研究工作。他几次要求到歌剧团向大家讲讲宣传大寨等工作，但医生不准。于是他让孩子们找来一台录音机，躺在病床上，对着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头到尾把《大寨路》唱了一遍，把感情要求、处理意见和对大家的希望，都录制下来送给团里，代替他所不能去做的报告。录音在歌剧团排练室放出来了，他衰弱、气喘的歌声使同志们潸然泪下，促使大家奋起排练。就这样，一个被“四人帮”歧视多年的文艺团体，呈现了百废俱兴的气象，仅仅十几个工作日，就排出了《大寨路》组歌，在那一届“五一”节的北京舞台上，演出了一台热情的节目——马可同志在他生命最后对大寨人民和中国革命所做的热情讴歌。
正当同志们在演出《大寨路》的时候，他的病情更加险恶了。五月中旬，他让海星匆匆跑来接我去医院。他无力地躺在床上，看到我笑了一下。“我找你来，是要向你交代后事。我要去上海住院，有些创作工作我不能管了，你多做吧！”他还在谈笑自如，他采取的态度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乐观的战斗姿态，而这是唯一可以给亲人和同志们减少痛苦的态度。他到上海后的来信上曾说：“……你放心，对于我，已没有甚么可害怕的，更谈不到屈服，即或到了最后，我也不会成为落汤鸡的。重要的是战斗，不停地战斗。”那时，医生已经把全部病情告诉了他，他深夜把《大寨路》的修改意见、演出要求写成长达数十页的信寄来。我力劝他切不要再作高强度的劳动，并建议他少写信。之后的来信，页数确是少了，但却变成了密麻的小字。他在生命的最后，依然顽强地战斗着。
七月初，他来信说想要沿长江西行，走几个地方看看想想，再回北京。我知道他的用意：想最后再冲刺一下，写点东西。但医生坚持不允，他只好回来了。七月中旬，他爬起来让孩子扶着去到展览馆剧场，忍着病痛看了《大寨路》组歌演出。疾病折磨着他，但他泰然自若，用超乎常人的毅力听到最后，并让人扶着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和大家一起留下了他最后一张照片。有些同志在照相时忍不住哭了。在回家路上的车中，他竟然在难受得浑身出汗的情况下，又和我谈着如何按照大寨大队座谈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大寨路》组歌的工作。借着一阵阵从车窗外洒进来的灯光，我看着身边这个时隐时现的高大的身影，真感动极了。这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七月下旬，他连说话也困难了。我去看他，他断断续续地说：他曾想写几个歌剧，让我也看看材料，让我和海星帮他搞出来。在这个仅剩下一点点微弱的生命之火的病人心中，还在如此顽强地考虑着革命的文艺事业。我实在忍不住泪，只好低着头。他断续地说着他的一些想法，我深深为他那些不能实现的愿望而感到惋惜。他闭着眼睛躺在那里，似乎感到了我的情绪，他说：“一定要有信心。我很乐观……我没有做到的，你们，会做到；我没有看到的，大家，会看到。就人民来说，这就是，胜利……”
我走出医院时外边正是残阳如血。我在喧腾的大街上边走边想：难道这个顽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生命就此停息了吗？……我听见满大街跑来跑去的汽车都在大声喊着：“不——！”“不——不不——！”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歌剧团来了紧急电话，让我赶去医院。我们赶去时他已经昏迷。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提出：为了给祖国医学治疗肝癌提供一个材料，为了给未来患有肝癌的病人积累一点治疗经验，把自己的遗体交给医学部门解剖研究。
马可同志的一生，是勤勉劳动、顽强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文艺的道路上，他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脚印。从《白毛女》、《南泥湾》、《夫妻识字》到《我们工人有力量》，从《革命人永远向前走》、《石油小唱》直到病床上创作的《大寨路》，勤勤恳恳，不休不息。明知生命即将结束，还要带着绝症为人民冲刺一下。而他之所以能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正是由于他心里永远是一个充满明媚阳光的春天。